赫塔穆勒，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其耀眼的獎項光芒下，藏有一顆堅忍、沉重及不願向極權低頭的心。在極權統治下的三十多年悲慘生涯，透過穆勒凝練的詩歌和率直的散文，將被放逐者的無奈心境和官員的野蠻腐敗，一一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下午一點整，斯德哥爾摩老城瑞典學院大廳的一扇門被推開了，常務秘書恩隆德走了進來，他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作家、評論家和文學愛好者正式宣佈：「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德國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ller），她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出被放逐者的境遇。」
恩隆德的話音剛落就是一片掌聲。一位記者亮出了一張報紙，頭版就是該報預測穆勒獲獎的新聞。
德國作家赫塔穆勒不但是個高產的作家，且作品榮獲過眾多文學獎項，但華人對她依然很陌生，她的作品當時在中國大陸沒有任何譯本，在台灣僅有一本譯作。穆勒的作品，以描寫羅馬尼亞共產黨垮台前的極權統治時期，人民痛苦地生活在秘密警察無所不在的監控中，震撼人心。她在世界文壇被譽為「羅馬尼亞獨裁統治下的良心文學家」和「當代最值得信賴的作家」。
自幼感知暴政 不與極權為伍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赫塔穆勒在羅馬尼亞西部巴納特省的鄉村出生。巴納特省是一個少數民族混居的地方。那裏有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德國人、斯洛伐克人和保加利亞人等。穆勒則來自一個德語家庭。二次大戰期間，她的父親曾加入德國納粹黨衛軍，後來的職業是貨車司機。一九四五年史太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送到蘇聯做奴工，名義是為希特勒贖罪。其中包括穆勒的母親，她在烏克蘭勞改營待了五年才返回羅馬尼亞。穆勒的祖父母本是富裕的農民，但在共產黨統治羅馬尼亞後，他們的財產盡被集體農莊褫奪。
穆勒說：「我唯一記得的家裏的事，就是我外公是『地主』，我申請上大學的時候，得把這一點寫上。我外公外婆從來不休息也不出門，手頭一寬裕，就去買更多的地。他們日夜勞作，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後，甚麼都沒了。他們的地被集體農莊奪去，那時十七歲的母親在勞教營裏被關了五年。他們把那稱之為『重新改造工作』。我母親眼睜睜看著許多人餓死。
這些事貫穿著我的童年，我們的村子裏，大部份人家境都差不多。小孩沒有甚麼政治概念，但總會有話語之外的記錄方式。我們的行為很複雜，語言也說不清楚。我很早就感受到了那種壓力，感覺到有些事情是不對的。
因為我的母親被流放了，我從小就一直聽到有關蘇聯的消息。當時這個主題在羅馬尼亞還是個禁忌。這在我生活的小村子裏不是個案，幾乎我母親那一輩的人都被流放了，所以這個主題是整個村子的主題。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是甚麼樣的，他們也會討論，即使只是通過暗示。我當時還不知道大人們具體在講甚麼，但我知道是些很糟糕的事兒。當時我自然而然就萌發了以後必須把這些東西寫出來的念頭。」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羅馬尼亞處於共產黨統治下，以齊奧塞斯庫為首的羅共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國家安全部」，即秘密情報機構。
在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間，穆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學修讀德國與羅馬尼亞文學期間，已對當時羅共政權深感不滿，她接觸了被稱為「巴納特行動小組」的德語文學社團。這是羅馬尼亞的德語青年作家為尋求言論自由反對獨裁專政而集結的團體，雖然這個團體並非政治性的，但成員受到國家安全部的迫害，有些甚至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穆勒大學畢業後到一家工廠工作，翻譯從東德、奧地利、瑞士進口的機械使用手冊。但她不被允許接見外國專家。這時羅共國安特務邀請她為國安部作間諜，穆勒不肯。在她二度拒絕與國安合作後，國安警察說：「你會後悔的，我們會在河裏淹死你。」然後國安在工廠裏散佈穆勒是特務的謠言，以此逼迫穆勒辭職。「人可以習慣死亡威脅，這畢竟是任何生命有一天要面對的。但誹謗卻謀殺人的靈魂。你會感覺到被恐怖包圍著。」穆勒如是說。這期間穆勒的父親過世了，穆勒開始寫作，以文字支撐自己。
一天她在路上行走，便衣警察綁架了她。然後一個警察頭子開始辱罵她，說她是妓女，和八個阿拉伯學生睡覺以賺錢買衣服和化妝品。穆勒否認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因為這時她沒有工作，也會因為共產黨發明的「寄生罪」被關進監獄。警察頭子又說：「只要我們願意，可以找到二十個阿拉伯人作證。」警察開始踢她的後背。這時隔壁傳來女人的痛苦叫聲，不知是正在被毆打還是被強暴。然後警察強迫穆勒吃掉八個雞蛋和濃鹽青洋蔥。最後把她踢到外邊，讓她在草地上嘔吐。穆勒說：「被從街上綁架比受到傳喚更加可怕。你可能就此消失，無人知道你在哪裏。如他們所說，可能成為河裏的浮屍。」
寫作並在德國獲獎
一九七八年她寫作了第一部短篇故事集《低地》。在這部作品，穆勒將現實和幻想、惡夢與黑色幽默揉合在一起，以孩子的視角展現了鄉村生活的壓抑，並影射獨裁統治下同樣壓抑的社會氛圍。和當時該國所有出版物一樣，作品遭到羅共當局審查刪減，且四年後才得以出版。當局勒令刪去的一個詞彙是「箱子」，避免叫人聯想到「逃亡」。穆勒對此說：「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一九八四年，她將《低地》的未刪減本偷送到西德出版，受到了熱烈歡迎，她為此獲得了「觀點文學獎」。同年她出版了《暴虐的探戈》，該書描述羅馬尼亞一個德裔小村的艱苦生活，以及官吏貪污腐敗、欺壓弱勢的惡行。一九八五年她在德國又獲得了「勞里斯爾文學獎」和「不萊梅文學促進獎」。因為寫作，穆勒不再是默默無聞了。
穆勒說，在德國獲獎當時對她意義很大，因為這個獎在一定程度提供了保護。國安部秘密警察覺得她出去一下比較好，這樣會使人們認為她的確是間諜。於是穆勒第一次踏出了羅馬尼亞。當行程結束返回國內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注意到了穆勒。羅馬尼亞方面也不能對穆勒為所欲為，他們要考慮到國際影響。
穆勒說：「觀點文學獎讓我有了一件『防彈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我最重要的獎。這不僅涉及我，也涉及當年的那些受害者，他們終於意識到這些往事不應和自己一起長眠於地下，應當公諸於世。這很重要。」
之後穆勒在法蘭克福書展公開發表演講反對羅共統治，因此，她的作品被禁止在羅馬尼亞出版。但是，她繼續寫作，即使國安警察使她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
一九八六年她寫作了《人是一隻大野雞》（英譯作《護照》），講述的是羅馬尼亞境內一個德裔少數農民家庭，為了得到離開這個國家的護照而做出的種種努力，這部作品暴露了鄉村行政官員野蠻和腐敗，從郵政局長到牧師，不停向那些請求離開這個國家的人索取財物，甚至索取性賄賂。作品呈現了家國兩殤的沉痛和絕望。這期間穆勒正申請移居到西德。
一九八七年，赫塔穆勒與丈夫得以移民西德。穆勒避難到柏林以後，羅共特務還到德國騷擾她。
移民德國後，她成為國內外許多大學的客座教授，她依然筆耕不輟，共寫作了二十一本作品，作品被譯成多種外語等，並且得到二十多份獎項。
手寫我心 不刻意為之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恩隆德說：「穆勒寫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她的風格非常非常獨特。只要讀上半頁，你就立刻知道這是赫塔穆勒的作品。
她的語言一流，她的遣詞用句極其精準──而她也有故事要講。她講述了人的無家可歸和疏離感，表現了羅馬尼亞的少數族群德裔的心聲，以及人們如何在獨裁統治下苟活。」
台灣在一九九九年出版過她的小說《風中綠李》，這本書贏得了一九九八年都柏林文學獎。小說以一句句警鐘似的短語開頭，全書用第一人稱敘事，描寫一個個死去的朋友的故事。詩意的語言、簡潔的文句直指黑暗核心，刻畫羅馬尼亞獨裁政權底下，人們反抗、無力、自殺及被謀殺的絕望狀態。「若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心裏會覺得不舒服，若我們說話，我們會變得可笑……我們用口裏的話語就像用草叢裏的雙腳一樣會蹂躪許多東西。」
《黑色的大軸》的開頭就使人感覺到她建構意境的出眾能力，「並不是窗也不是鏡子，向井裏望久了，常常會望進去。那時，外公的臉就會從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臉旁。他的雙唇是水。」
穆勒是這樣談論寫作的語言，「寫作的句子要準確、有它的節奏，讀來朗朗上口，如果讀起來佶屈聱牙，那麼肯定是哪裏有問題。段落間的變化，詩化的段落和紀實的段落搭配，錯落有致，整體之間要有變化，環環相扣，這都是要考慮的，但是這些又都是直覺的東西，我之前也不知道，只是寫到這裏某個句子自己衝口而出，彷彿要將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只是一個媒介和載體而已。這些都是在寫作中水到渠成的，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會怎麼寫。」
「我現在想祝福東歐那些經歷了獨裁時期的人們，比如安德魯霍維奇或那些東保加利亞地區的人們，我為他們而高興。但我不能裝作好像自己一直都在為他們著想，否則我就是自欺欺人，我的寫作並沒有甚麼任務可言，我只是寫和我自己有關的事情，這些從某種角度來說都是我自己一直承載的傷痕，而我並沒有刻意讓它們成為我的文學的某種使命。如果可以帶來一些積極的結果，那自然很好，但我不能說我一直為此而奮鬥，否則我肯定不會成功。我認為任務化寫作讓人變得失去靈感。」
有一回當穆勒看見一個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給你的傢私安裝一隻腳！」她驚心地浮現了特務到家裏來時，將廚房的椅子拉進客廳的情景。穆勒從來不尋找寫作題材而是題材找上她，「一個作家要是沒有這種感覺就不要寫作，世界上的書已經夠多了。」
反思共產黨的罪惡
從一九九五年起，穆勒成為德國語言和詩歌科學院成員。她也是德國筆會成員，直到一九九七年她退出筆會。兩德統一以後，筆會也合併，穆勒不願意跟前東德的作家待在同一個寫作團體，她批評那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甚麼。」
雖然已經住在德國二十餘年，但她仍時刻對羅馬尼亞進行反思，她曾對一位羅馬尼亞記者這樣說道：「對我而言，最令我難以忘懷的經歷，便是在羅馬尼亞獨裁政權下的生活。即使我住在德國，幾百公里之外，仍然無法抹去我往日的經歷。我離開時打包帶走了我的過去，獨裁政治依舊是我寫作的出發點。」
「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為甚麼我還活著。」在她記憶所及，她不停自問羅馬尼亞為何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也記得家鄉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懼裏生活，「我怕，所以我寫作。」
一九八九年，東歐掀起民主化浪潮，齊奧塞斯庫被趕下台，隨後被審訊及處決。但羅共獨裁統治的結束，並未令穆勒釋懷。
她在《時代周刊》發表文章說，羅馬尼亞國安特務在獨裁者倒台後還沒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為40%的前國安特務仍在今日的羅馬尼亞情報局（SRI）工作。今日羅馬尼亞看似開放、民主，但對於以往與舊政權妥協的行徑，今日大部份羅馬尼亞人竟裝作失憶，令穆勒感到憤怒。
穆勒認為世界對於共產黨歷史上所實施的恐怖主義暴行，遠遠沒有足夠的認識。她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報》採訪時說，人們應當密切關注世界上專制政權的所作所為，而不應當對它們聽之任之。遺憾的是，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專制政權的存在。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穆勒特意拜訪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大紀元時報》展區。她表示，她完全、公開地聲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學，她說只要有需要，對獨立的中文媒體和流亡的學者她願意給予任何形式的幫助。在呼籲營救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徵簽表上，她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穆勒還說：「中國在經濟和其它領域的發展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對人權問題卻不聞不問，當局禁止談文化大革命，更不許談天安門六四屠殺學生的事件，他們不明白，意識形態有可能走得太遠，而完全違背了正常人的狀態，把整個民族控制在手中。」
穆勒在談到自由媒體時，對《大紀元》表示：「我能夠想像您們所有人為此付出了怎樣的代價，而且要為此承擔怎樣的風險。希望您們能夠因為您們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報。希望不久以後在中國出現一個來自內部的或者是來自外部的強制力量，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召開新聞發佈會時，穆勒說自己是獨裁政權的目擊者：「你可將納粹政權、集中營、軍事獨裁和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宗教獨裁算在內。很多人都遭他們迫害，許多生命都被毀掉。」她感覺自己為被迫害而死的摯友，以及一切死於暴政的生命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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