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機構AidData近期發佈研究報告表示，中共的海外援助金額已與美國相彷，但兩國花錢的方式及援助項目卻大相逕庭。中共的大手筆投入給自己帶來了「面子」和影響力，但卻阻礙了民主化進程，使得很多受援國債台高築，爆發多重危機。
AidData設於美國維珍尼亞州的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與來自哈佛大學以及德國海德堡大學的研究人員都有合作。該機構表示，西方國家和其它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官方援助數字是有公開報告的，但中共的援助卻難以追蹤；中共在試圖隱藏甚麼？
雖然中共在2011年和2014年也發佈了有關海外援助的一些數據，但幾乎沒有細節，更沒有關於對個體國家的援助債務信息。路透社引述海德堡大學經濟學教授Andreas Fuchs的話說：「中共把其援助活動當作國家機密一樣對待，我們正試圖揭示發生了甚麼事情。」
AidData團隊通過新聞報道、使館官方文件及中國合作方的援助債務信息來追蹤中共資金的流動情況。他們所建立的數據庫涉及約140個國家，時間跨度從2000年至2014年。
中美援助如何花錢大相逕庭
AidData的數據顯示，從2000至2014年，中共對外援助資金總計為3,543億美元，而美國為3,946億美元。雖然援助金額相彷，但兩國家花錢的方式卻大不相同。
美國有93%的援助資金屬於傳統援助。傳統援助就是符合經合組織定義的「官方發展援助」（ODA）。ODA主要是為提高受援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贈與水平在25%以上的贈款或優惠貸款。
相比之下，中共只有23%的援外資金符合傳統援助方式，而剩下的援助資金大部份是用來商業貸款。AidData執行主管Bradley C. Parks表示，這一做法不能使受援國產生客觀的經濟增長。商業貸款援助不能算作是傳統意義上的ODA援助，但是屬於經合組織更廣義上的「援助」。
Parks認為，這種援助實際上沒有給受援國帶來任何顯著的經濟增長，而中共卻想從這些援助資金中獲取可觀的經濟回報。AidData的報告指出，傳統援助能夠顯著改善受援國的經濟增長。據AidData之前發表的一次統計報告顯示，僅在2000至2011年的11年間，中共政府就為50多個非洲國家援助1,673個項目，援助總額約750億美元。中共投入大量資金在能源、交通、工業、採礦及建築等項目上。而真正用於醫療、教育、文化領域的投資數額卻只有「上千萬美元」。
如此鮮明的對比也足以說明，中共在非洲的投資目的並非是真正致力於為其改善民生，發展經濟，而是另有所圖。
中共援助的國家包括哪些？說明了甚麼？
按照地區來看，中共援助的地區覆蓋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歐、東歐、中東等地區。其中，非洲國家獲得援助的份額最大。從具體國家來看，獲得中共ODA援助最高的前10個國家分別為古巴、象牙海岸、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喀麥隆、尼日利亞、坦桑尼亞、柬埔寨、斯里蘭卡、加納。其中有7個屬於非洲國家。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人權記錄惡劣的古巴獨裁政權竟然位居中共ODA援助的榜首，而美國的做法恰好相反。特朗普今年6月6日在邁阿密宣佈了新的古巴政策，限制美國民眾前往古巴以及美國與古巴進行一定領域的商業往來。
美媒報道，中共之所以不願意公開其具體的援助細節或許是因為無條件援助了一些腐敗政權或人權記錄差的國家，而西方國家若向這些國家提供援助，一定會要求他們在這方面加以改革的。除了ODA援助外，中共還以商業為目的進行貸款援助，受援國包括俄羅斯、巴基斯坦、安哥拉、委內瑞拉等。
中共「無賴式援助貸款」阻止民主化進程
西方國家往往以「民主、民權記錄」等作為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的先決條件。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家David Dollar表示，中共在選擇受援國時是不考慮這些因素的。中共的整個借貸模式表明，決定貸給誰是受需求而驅動，而不是根據一個總體規劃。由於中共的援助貸款不向受援國提出民主改革等條件，對一些極權國家來說極具吸引力。BBC報道，批評者一直認為中共提供的「無賴式貸款」讓很多國家逃避民主改革，它們只需要簡單轉向中共貸款並且避開那些要求繁瑣的西方傳統貸款就行了，從而破壞了西方援助的效果。
柬埔寨就是一例。當柬埔寨領導人加強和中共的關係後，便忽視了美國對該國進行公平選舉的要求。
路透社9月11日報道，柬埔寨從美國和中共所獲得的援助項目大相逕庭。中共向柬埔寨的所謂無條件投資，大舉進行道路、橋樑、灌溉系統、電力傳輸設施和大壩等基礎設施建設。而美國的項目則側重在西方國家支持的援助項目，如教育、醫療、文物保護領域，以及向柬政提出民主建設。美國要求柬埔寨改善民主，而中共卻在支持獨裁首相洪森。
報道說，中共對柬埔寨的支持是有意圖的。中共希望柬埔寨在東南亞國家討論南海等問題時提供對其支持。
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提的援助削減法案，2018年起美方對柬埔寨的援助可能減少70%。
洪森獨裁政府傾向於中共的投資，但該國政要Mu Sochua表示，（中共）不將人權作為條件的援助是無法為柬埔寨服務的，柬埔寨「需要民主將其從多年的貧困中解脫出來」。
中共成為最大債主意味著甚麼呢？BBC報道說，有證據表明，中共的對外援助每增加1%，世行貸款提出的包括市場自由化、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就會減少15%。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曉君研究了中共貸款給非洲國家帶來的影響。他認為，當這些發展中國家發現可以通過尋求中共貸款避開西方援助者的政治訴求後，當地民主化改革就放緩了。外界認為，要想減少中共給非洲造成的不利影響，就得加強非洲的民主建設。
中共的「安哥拉模式」為人為己帶來了甚麼？
中共在不少受援國家採取「安哥拉模式」，對部份資源豐富的國家提供基建所需資金，以換取當地原材料。2004年，中共向安哥拉提供了45億美元的資金，換取當地石油的供應；2008年，中共向剛果共和國提供了90億美元換取「鈷」原材料。這種模式引人猜疑，中共正在非洲開啟另一種「新殖民主義」。
傳統援助國批評了中共的援外方式。雖然很多非洲獨裁政權歡迎來自中共的援助，但其人民似乎從未感受到這份來自中共的「深情厚誼」。
現時非洲不少國家仍未能走出經濟困境，仍面對貧窮、失業等問題。北歐非洲研究所教授Henning Melber認為，非洲只有原料，中共只注重生產商品，這種合作關係無法扭轉剝削、不平等、不正義的格局。
前尼日利亞央行行長Lamido Sanusi2013年曾在《金融時報》上發表評論說：「中共這些項目使用從中國運來的設備和人力，卻不轉讓技術給非洲當地。中共拿走我們的原材料，然後賣給我們製成品，這是實質上的殖民主義。」
Sanusi的評論，關鍵性地指出中共在博茨瓦納和納米比亞的狀況，如搶奪當地公司的生意、工作環境差以及眾多中國移民人口大量湧入，並開始佔據很多非洲國家的商業市場，掏空了地方產業，甚至阻礙了非洲的民主化進程。
肯尼亞的《民族日報》2014年發表文章，對中共一項巨額鐵路投資提出質疑，這個項目一期工程就將烏干達的外債增加了1/3。文章指出，像這樣的項目，肯尼亞應該通過世界銀行尋求融資，成本只相當於向中共貸款的1/3，只是貸款程序比較費時，要競標、歷經嚴格的環境和可行性研究。
前《紐約時報》記者、現任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Howard W. French表示，中國建築公司在非洲拿到了很多高速公路合同。通常中國公司修路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用料很差，所以公路很快便出現斷裂。這種生意對那些公司和地方官員來說是「一路順風」，可是對其他人來說，可就顛簸難過了。
中共提供援助的國家當中，很多現在都受到原材料價格全球性下跌的衝擊，而價格下跌當然與中國自身的經濟減速關係巨大。肯尼亞、加納、尼日利亞都在面臨經濟衰退威脅。安哥拉與委內瑞拉類似，也在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償債困難，而這些債務中很多都是中國的。
昔日的「馬歇爾計劃」模式為何現在不好用？
「馬歇爾計劃」是二戰歐洲戰場勝利後，為幫助歐洲盟國恢復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並同時抗衡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美國憑借其在二戰後的雄厚實力而提出的計劃。
該計劃於1947年7月間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
當該計劃臨近結束時，西歐國家絕大多數參與國的國民經濟都已經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在接下來的20餘年時間裏，整個西歐重新整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該計劃同時也使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了美國的經驗。
那個時候的歐洲雖經過戰亂，但民主體制和文化傳統並沒被摧毀。美國的援助，基本都在民主制度保障、新聞自由監督的情況下，受援助的歐洲國家做出周密的經濟計劃，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
而在非洲，多數國家都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西方國家希望借鑒馬歇爾計劃的成功經驗，在向他們提供援助時要加上一些「民主改革」之類的附加條件。這自然觸動了當權政府的神經。這個時候，中共的援助政策便贏合了他們的口味，這樣一來，當地的民主化改革也就無從談起。
有批評說，由於中共只求以金錢換取資源，不求審視受援國家領導人社會責任的做法，導致許多受援國政府變得更糟。知名政治社會學家、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認為，假如受援國政府或主要領導者胡作非為，那麼不附加條件的援助會造成非常負面的結果，大量的援助被貪污或浪費了。
結果導致，非洲不僅仍是全球最貧困的洲際，而且很多國家比20年前更窮。有些國家甚至幾乎全靠援助而生存。例如在埃塞俄比亞，援助金已佔了90%的政府預算，另有七個非洲國家，也已佔財政預算的70%以上。
一位到過贊比亞參加援非項目的中國工程師撰文說，他在贊比亞看到的該國總統車隊，全是奔馳、寶馬等高級轎車。當地朋友告訴他，外國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揮霍了，尤其是買車。非洲國家的部長們開的都是世界級的好車，住的是佔好大一片地的兩層小樓。
總言之，民主改革對國家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只有受援國意識到了民主化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實現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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