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10月08日C2版）
二是戒急用忍，行穩致遠：這裏所說的「戒急用忍」，指的並非政府的管制政策，而是台商自己的經營心態。其實，「戒急用忍，行穩致遠」對每一個人都適用，只是肩負較大資產成敗重任的商人更不可或忘，且應謹記在心並化為行動。畢竟「下一刻」都是未知的，古人不是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嗎？一般人平時都需要「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了，遑論面臨更大風險的商人！切忌見獵心喜而衝動，凡事多做理性思考，「保守些」才能走得穩，走得遠。尤其在當今人心沉淪的世界，虛偽、詐騙無處無之，更要小心、三思而後行。
三是時刻準備因應環境變化：俗話說：「花無百日紅，人無百日好。」再成功的企業總有面臨危機的一天，尤其21世紀的今天，科學技術創新研究對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國防、教育、人口、文化等等方面的影響，使人類必須面對諸多大環境變化趨勢的挑戰，隨之也為企業帶來了很多經營困難及發展機會。不論是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不論是外銷型或內銷型企業，不論是單國籍或多國籍企業，不論是獨資型或大眾型企業，都必須嚴肅面對這些挑戰，悉心審時度勢，經權致用，以利趨吉避凶。
四是台商續留中國經商因應危機之道：中國執業律師夏衛整理出台商在面對規範不明、不穩定的中國市場時，有四大危機需因應可供參考：
第一個危機是行政性壁壘。這是台商產品融入中國市場的最大障礙。所謂「行政性壁壘」並非指必須由政府控制的壟斷行業，如水、電、煤等，而是指應該市場化而沒有市場化的行業，主要分為「行業壁壘」和「地方壁壘」。前者是指在縱向行業內，行業主管部門透過行政力量設置行業的進入壁壘，排斥、限制或者妨礙市場競爭（亦稱為「條條壁壘」）。只有這樣，才能讓行業裏的國有或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可共享行業壁壘帶來的利潤，保證其共存，確保大家基本上能和平共處。後者是指橫向的行政區域內，由地方政府設置的、用以保護本地產品免遭受外來產品衝擊的一道屏障，當今的行政壁壘有兩個特徵。
特徵之一是由顯性向隱性方向發展，以及行政力量透過幕後操縱，製造看似市場壟斷的行政壁壘，例如，雖然官方三令五申禁止政黨機關辦企業，但以政黨機關為企業的實際發起人或幕後靠山的「嫡系企業」多得是，已超出了法律領域。特徵之二是在市場准入方面存在的許多行政性壁壘，大多以加強宏觀調控的名義取得合法性，實際上行干預市場競爭之實。此外，還有一種典型表現是由政府牽頭搞企業併購，即在以維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下，由政府出面組建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不公平地兼併中小企業，實質是排除競爭以維持國有企業經營的主導地位，以「大公司」戰略，迎接外貿經營權開放後，外來企業及產品的競爭。對行政性壁壘的障礙，夏衛認為台商的應對措施是，入鄉隨俗，作為權宜之計，走「合作雙贏」之路。
第二個危機是假冒偽劣。這是進口品牌在中國市場遇到的最棘手問題。台商的應對措施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自保能力，多方尋求國際制衡。
第三個危機是政策不透明。這對經營成本和利潤的影響日益顯現。所謂政策不透明是指政策籌劃、制定、實施等缺乏清晰、準確和國際市場普遍認可的做法。台商應對措施是做好對中國市場的可行性分析，避免盲目西進。要想在中國市場「掘金」路上少花「買路錢」，可行性分析非常重要，應認真、誠懇向中國當地同行業中小民營業者了解實情。
第四個危機是價格競爭。這是中國共通性問題。價格競爭不單出現在中國傳統強項如紡織品和家用電器行業，其它行業也普遍存在，有中國產品參與的國際市場也同樣存在。在中國市場，與台灣商品相比，不排除某些中國產品有本地品牌優勢、完整產業鏈優勢，但最具殺傷力的仍是價格優勢。
台商對價格競爭的應對措施是，擇業開發與產業對接（合作）。畢竟中國相關行業的財務收益，既有明顯低於國外的，如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產品，也有高於或與國外基本持平的，如通訊業、汽車業、電腦業等。此外，中國的貿易結構，也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變化，貿易模式以對外加工為主，進、出口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
五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企業必須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根據《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觀察，「與任何時代相較，現在有了電腦、電子郵件、視訊會議，以及不斷推陳出新的軟件，就有更多人可以在更平等的立足點上，同時與別處更多的人，就更多種類的工作進行合作及競逐。」
面對這股不斷席捲而來的全球化浪潮，企業該把握3大致勝法則：一是與網絡共生，利用網絡建構本身優勢；二是全球運籌，發展新的合作關係；三是專注於創新，將非核心業務外包。
六是中小企業主儘早尋回早期胼手胝足、講信用、刻苦耐勞、打拼、彈性靈活的特性：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即使世界大同無國界的時代來到，中小企業都是社會的中堅，以任何定義指標來看，也都佔絕大多數。長期而言，小至個人，大至整體產業結構變化，都逃脫不了「比較利益法則」的制約，其中雖有外部力量的拉扯，但業者本身終究是主角，在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中扮演適當角色，不要忘記「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優先順序，也就是說「自立自強」最重要，自己是主力，外力是助力。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那一段「台灣經濟奇蹟」年代，中小企業扮演著中流砥柱的主角，以彈性、靈活、壓不扁、打不死的特性著稱，講求信用，與國際大商社進行著「產銷分工」，在只賺取微利下蓬勃發展起來。
自1980年之後，由於中國改革開放提供台灣中小企業因循故例繼續發展，相對的缺乏自行研發轉型，再因經受1985～90年台灣泡沫經濟的衝擊，原本的純樸、打拼、講信用倫理美德遭受侵蝕。當中國經濟開放近10年，已不再歡迎台灣中小企業且勞工成本提升，加上中國本土企業的抬頭，台灣中小企業逐漸感受到生存威脅，或者向中國西部和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移動重施故技，或者回台升級轉型。如果要可長可久，回歸本土與時轉換體質，迎合比較利益法則動態變化，是最穩當方式。不論選擇何種路線，找回早年的那股特質才是根本正道，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納斯（Muhammad Yunus）和其微型貸款銀行，讓具誠信篤實的窮人自力更生、擺脫貧窮、找回尊嚴的做法，正可作為借鏡，他們所顯露出的情境正是早年台灣中小企業在地下經濟中存活的翻版呢！
七是同心協助民主中國、自由市場經濟早日落實：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中國經濟「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已愈見明顯，癥結所在就是「經濟體制」轉型的不順利，30多年的發展也到了瓶頸和危機爆發的最後關鍵時刻，除非儘早實現「民主、自由」體制，讓市場機能充份運作，否則全球大災難就會不斷且密集的降臨，全人類都無法倖免。因此，有必要促使「民主、自由、市場」皆備的新中國早日來到，這是每位世人的責任，企業主也不例外，而台商在中國從事經貿投資即可利用各種機會，在有形、無形中將台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經驗傳播在中國各個角落！
最後，有必要談談台灣政府面對中國經濟泡沫和兩岸經貿演化，以及中資來台併購和紅色供應鏈、陸客來台縮減等衝擊下，應如何因應。
（六）同心協力分工合作 向前行
蔡英文在1月16日贏得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包括她自己在內，大家都同意，她的擔子非常非常的沉重，不但要收拾爛攤子，還要面對台灣人民的高度期待和內外環境的嚴酷挑戰，尤其是中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刁難和衝擊，不說沒有蜜月期，連一刻都不得鬆懈。新政府到底要如何因應，進而開創新局，讓台灣在全球發光發亮、台灣人民綻放笑容過著幸福快樂生活？經過兩年的執政，在中共掣肘、內部紛擾及各項改革並不順遂下，成效不彰。個人認為還是要做到以下3件事：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台灣人民的信心。俗話說：人者心之器。除了自己有信心外，人與人間的互信也很重要，尤其對政府的信任更要趕緊拾回。畢竟「民無信不立」。可悲的是，長年以來，台灣社會充斥虛假、欺騙，在「政治是高明騙術」的洗腦下，高層政治人或政客虛假的表演早已司空見慣，上行下效，終致假、騙被認為正常，真誠被奚落，被認為傻瓜。
在自私自利催化下，無所不用其極的假、惡、鬥也悄悄上演，「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早已成為座右銘。黑心食品氾濫是此種現象的真實反映，而投機炒作、金融風暴的常伴左右，更是人心貪婪、腐化、衍生性金融劇毒商品遍佈的具體呈現。如何消弭此種不良習性，讓誠信重見天日，讓「人『若』為己，天誅地滅」回歸，是台灣新總統的第一要務。除了以身作則真誠為人並帶動全民傚尤外，破除「黑箱」、公開透明，讓「陽光是最好的殺菌劑」充份發揮。「做真人、辦真事、說真話」是個人對蔡英文的第一項要求和期許。
其次，認清政府的適當角色，讓政府「做對的事」，進而「把對的事做好」。到底政府應做甚麼事呢？簡單的說，「創造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安全和諧的生活及投資環境」就是對的事。政府是凡人組成的，沒有超凡的能力，自身又沒有資源，其資源都來自民間，應是人民自願甘心提供資源給政府，請政府做好人民交付的任務。
當前我們看到的情況已經本末倒置，政府甚至反客為主，自行規劃並強迫或以各種方式半強迫或迷惑人民接受。於是「功能性財政」掛帥，政府舉債、赤字預算被認為理所當然，如今的「寅吃卯糧」、「債留子孫」、大債時代的現象就是鮮活的結果，而官商勾結、貪污舞弊、行政立法部門權責不分也是寫照。說得明確些，政府是做服務人民的事務，由人民支付服務費，一切「營利」的事務都是民間事，充其量政府只配合行政事務，讓交易成本降低。再說的清楚點，國防、警察治安、法治才是政府應為之務，經濟事務還給民間，拼經濟不應該是政府帶頭，也並非政府的責任。所謂的「庶民經濟」是對的，可惜的是這已成為口號，掛羊頭賣狗肉玷污了它，期待新政府予以落實。由蔡英文近幾年深入民間，親身參與百工百業實際事務，相信新政府不會重蹈馬政府的覆轍，而會是「小而有能」、貼近人民的！
第三，跳脫「一意追求GDP、高經濟增長率」的迷思。GDP和薪資、人民生活幸福之間沒有絕對關係。GDP只是一種資訊，它是社會中「個人」生產總和的概念，重點不在「總量」，而是各個行為「個人」，何況總量是「估計值」，且「總和」是困難的事，不可能是「真相」。英國經濟學家黛安柯爾（Diane Coyle）在2014年出版的《GDP的多情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中說的好：「過去，我們用GDP評估經濟。現在，我們用GDP來騙取選票。」
畢竟「GDP從一開始就不是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它是衡量一國財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種會計賬，但其賬目複雜，資料又難精確，很容易被喬來喬去，人民也很容易受唬弄。」所以，新政府應將GDP作為一種資訊參考指標，且認真去調查、編製，讓它儘量反映現實，供研究者及全民參考應用，絕不可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
當然，要改變既有觀念很不容易，但只要有心且願意認真去做，沒有不可能的事。不過，國家社會是屬於全民的，沒有人能置身度外，有待全民「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向正確的路努力前進。有必要再強調，當政者及官員們有必要以身作則，帶動全民真誠互信俾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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