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下午4點，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戒嚴緊急會議，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決定以武力清場。

北京學者陳小雅所撰寫的史書《八九民運史》全面記載了發生在30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本文根據陳小雅2016年出版的《八九民運史》修訂版摘編整理而成。

(接上期）

部隊是否在11點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須等待檔案解密。但這個時間，恰好是前往軍事博物館開會的38軍副軍長張美遠回到部隊的時間。另外，瀋陽軍區40軍少將軍長吳家民的回憶也佐證了這個估計。此時，他的軍隊正被阻隔在北京城東北角的三元橋和東直門一帶。

據吳家民回憶：「6月3日23:10，有個穿便衣的人說甚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37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這兩段文字，都明白無誤地證實，在那個時間段，上級確實通過正式渠道，發布了「可以開槍」的暗示。

目擊者說……

「大約夜裏11:20，部隊開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掃射。我身旁的一位婦女中彈後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鮮血從彈孔裏噴出，可能她已經死了。」〔1〕

「當我們（從復興醫院）回到木樨地時，部隊又向前推進了幾米。士兵們對著學生和平民不停地射擊……我們得到在復興醫院死去的19個平民的姓名。」〔2〕

「大約在午夜，我們把車停在路邊，走到距離路障約100米處，士兵正在胡亂開槍。死屍和傷員橫在街上……我在地上發現了兩種武器的彈殼：AK-47型和58口徑機槍。」〔3〕

「截至6月4日凌晨2:45，光是復興醫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著白大褂帶有紅十字號的救護人員也被打傷，並送到復興醫院。」〔4〕

學生鍾羅白回憶道：「當我們來到木樨地時，就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裏湧出悲憤的淚水……」有幾百人尾隨著部隊。「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我們尾隨著人群，也臥倒了，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黏黏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這時槍聲停了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照下來……最後無法再拍了，因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柏油路上，布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

「驚魂不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受傷者，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這樣，每行進10米，需要5分鐘，這5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6月4日凌晨1點，當38軍開過之後，王曉明騎車來到木樨地，仔細觀看了流血的情況：「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八大灘血漿，每灘血漿直徑在1米左右。這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兒炸出來的。另外，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30米長的血道。血道在路口處約有3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經凝固變黑。」〔5〕

22號樓（部長樓）：在家不出去也中彈死亡

近6月3日午夜12:00，《人民日報》總編室收到記者從木樨地打回的電話：「軍隊向平民開槍，傷亡慘重！」接著是這個地段的22樓（一般叫部長樓）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關山復的一位家人打來的，說他家的女婿、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只是去廚房取水，剛剛把燈打開，就被軍隊從街上打來的子彈擊中，當場身亡，時年36歲。

6月3日晚居住在同一棟樓第14層的中聯部前副部長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母，因探身於陽台，也腹部中彈死亡。在同一棟樓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牆上也被打穿一個「碗口粗」的大洞。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王淦昌。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樓上的中共前總書記李立三之遺孀李莎家，子彈穿過窗戶碰在牆壁上，落在她面前。

急診室的血沒了腳脖子

木樨地被突破後，部隊開到復興門。據丁一嵐回憶：「此時來了兩隊大學生，一隊一二十人，持大旗開進部隊與群眾之間。學生派代表與部隊談判，要求部隊不要進城。部隊拒絕要求。部隊開槍將談判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個擊斃了。」

燕京飯店附近，路口南側有許多人躲在暗處觀看，但是沒有人敢到復外大街邊上站著，因為這裏的槍聲仍是響個不停。沒有人用磚頭石子襲擊軍人，也沒有人喊口號，但軍人只要發現有人看他們，立刻無情地開火，身邊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樓被子彈打得火星迸射。

家居木樨地的陳暉敘述，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邊樹叢中，親眼見士兵持槍追殺一青年，對準青年藏身的花壇掃射。此後他又在燕京飯店附近街口，見一士兵持槍追殺一個賣香菸的小販（女孩），直追至女孩鑽進一鐵桌底，打死為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李相證實了陳暉所說的：「有一個14歲的賣菸的小女孩，背對著菸攤，蹲在菸攤下面，但有半截腦殼沒低下去。結果那半截腦殼被擊中……是蹲下，背對著，頭沒低下來。大家都在議論，這是甚麼『暴徒』啊？！」

事後，兒童醫院參與搶救的一位護士長告訴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部隊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不久，兒童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員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台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12點時，電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

「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二十多人。」

楊繼繩循著另一條與復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東行，來到了阜城門內大街的人民醫院：「這裏也是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員很多，不讓記者進入。我問一位大夫這裏的死亡人數，他不說。從裏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二十歲左右。女的書包裏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丁子霖記載，在同一時段、在上述軍隊開進地區（以木樨地為主）遭槍擊致死的，有大學生、中學生，大學老師、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員、婦產科實習醫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部門負責人、法院、總政幹休所、鐵路局職員，國家計委體改司機要秘書（轉業軍人）、解放軍總醫院301北門哨兵（武警士兵）、西單民族飯店的廚師。這些遇難者中最小的呂鵬，年齡只有9歲。他（她）們中有的是因為救護別人而喪生，有的死於不准救治。

（待續）◇ 

注：1—4. 國際特赦，《中國：1989年6月的大屠殺及其餘波》，1990年4月。

       5. 王曉明，《目擊實錄》，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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