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香港海外傳媒協會在倫敦舉行了一場名為「香港離散媒體的挑戰與機遇」的研討會。有幸邀請了幾位在海外媒體領域有影響力的工作者，包括綠豆的Gloria、堅尼地球的馮智政、台灣光傳媒的梁嘉麗，以及如水的鄺頌晴，與我們分享離散海外媒體未來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在海外營運香港離散媒體，所面對的困難主要分為兩大方面：其一是經營上的困難，其二則是政治上的壓力。這兩者雖可分開討論，卻又往往互相交織，互為因果。尤其在香港近年政治環境劇變的背景下，政治因素更成為影響營運的主軸，也深深牽動著記者安全、新聞內容取材與報道的可行性。
首先，我們談談政治方面的挑戰。許多記者因安全考量而必須匿名工作，這成為離散媒體常態的一部份。但匿名制度也對報道的公信力造成挑戰。過去在《蘋果日報》或《立場新聞》等傳統媒體，署名記者代表了某種程度的專業保障與信任標誌。如今，讀者面對匿名報道時，往往會產生疑問：這位記者的背景是甚麼？資訊來源是否真確？尤其在缺乏公開審查機制的情況下，讀者的信任需媒體更長時間與更高透明度去建立。
其次，政治壓力不單影響媒體外部的報道呈現，也深層地影響媒體內部的運作方式。自我審查成為離散媒體記者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即使人在海外，但當新聞牽涉到可能返港工作的同事、仍在香港的親人時，記者與編輯往往會進行額外的自我審查與風險評估。有記者指出，即使題材合法，仍會因受訪者來自香港、或其家人仍在當地，而選擇略去某些內容，以免對方陷入潛在危機。
這類政治上的風險與壓力，已成為不少媒體從業員離港後繼續面對的陰影。例如獨立媒體《如水》網站被封鎖，象徵著政治紅線早已越過境界。許多媒體工作者指出，即使身處英國、台灣或其它自由社會，仍會有內部討論：「我們是否還能報道這樣的議題？」、「這條報道會不會觸碰紅線，令團隊成員在未來無法回港？」這種疑慮反映出，即使地理上身處自由，心理上卻未必真正『離散』。
與此同時，政治壓力亦導致記者在採訪過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多位記者表示，他們在試圖訪問某些香港消息人士時，經常遭遇拒絕。即使對方已經離港，仍然對公開受訪存有極大顧忌。有的被訪者願意分享，但要求隱去所有身份細節；有的則完全拒絕評論。若想達致雙重查證、提供多角度資訊，採訪難度便大大提高。某程度上，這正是新聞自由在極權陰影下的變奏——消息受限，報道自然難以全面。
這次研討會請到的綠豆和堅尼地球都是香港海外媒體成功運作的案例。雖然兩者的製作方法和內容策略有些不同，綠豆的起步相對較晚，但他們較早在香港的離散媒體領域站穩了腳跟，並獲得了不少觀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也分享了在經營上遇到的困難。儘管有不少訂閱用戶和資源，深入報道的實施仍受到許多限制。他們大多數內容依賴自由工作者，但長遠來看，自由工作者缺乏工作保障，而當有穩定工作機會出現時，他們可能沒有時間處理其它媒體的工作。請全職員工也並非易事，儘管大家都在討論新聞的價值問題，但來自香港或海外的資金援助、包括訂閱內容的接受度並不理想。
顯然資金短缺是最根本的問題。離開了本地廣告市場與訂閱制度的支持，離散媒體需要依靠眾籌、讀者贊助或基金會補助來維持營運。然而，要說服一位普通讀者持續捐助一個網媒，是極具挑戰的工作。正如某資深媒體人所言：「新聞有價」這一點雖然成立，但願意為資訊付費的讀者群體仍然十分有限。
此外，收款方式亦成為一道障礙。在現時高度監控的政治環境下，如何在不暴露讀者身份的前提下收款，是一項技術與信任的雙重挑戰。有些離散媒體選擇以Patreon、PayPal或Stripe作為渠道，但部份支持者仍對個人資料保密性存疑，導致贊助數量遲遲未見增長。有媒體表示，即使安全性已極高，他們仍經常收到查詢：「除了這些平台，還有沒有其它更保密的方法？」
為降低經營成本，許多離散媒體轉向「自由合約」模式，記者與製作人員大多是兼職或義工。這固然能減少資金壓力，但亦代表無法長期穩定發展，人才流動性高，且缺乏完整編採流程。更困難的是，這樣的資源配置模式難以支撐深入報道或長期調查，間接影響媒體質素與社會影響力。
而在選題取向方面，政治敏感度再次成為營運核心的考量。馮智政坦言，他們會根據「政治風險分級」決定是否刊登一篇稿件。如果報道內容關乎中國軍事行動、新疆議題、六四事件等超高敏感度主題，而該作者仍在亞洲地區，媒體往往會選擇婉拒投稿，或將內容轉交更有能力處理的國際媒體。這類取捨雖有損新聞多元，但卻是平衡記者安全與新聞責任之下的現實抉擇。
然而，挑戰亦是機遇。有媒體開始將資訊價值視為市場競爭優勢，強調「有價新聞」是保障自身安全與觀眾安全的必要投資。他們不再全然免費提供內容，而是透過訂閱計劃、會員制度或製作特定收費節目，來培養穩定讀者群與財政自主性。
離散媒體亦可發揮其獨特角色。相比在港媒體的限制，離岸媒體能夠訪問流亡者、被通緝者與其他被消音的人群，並將這些聲音重新帶回公眾視野。這是香港新聞自由受限後，海外媒體所擔當的重要補位角色。正如一位記者所言：「我們要用海外的自由空間，去報道在地無法發聲的人。」這類報道雖然高風險，但卻是新聞價值的體現。
馮智政提到，現在他們在考慮制定策略時，會將「零香港觀眾」視為最壞的可能性。我對此觀點略有不同，尤其因為作為粵語頻道，香港觀眾仍是我們重要的觀眾來源。如果完全不考慮香港觀眾的需求，反而可能本末倒置。
我們必須信任香港觀眾，他們有能力選擇所需的資訊。即使當地實施封鎖，香港觀眾也可能透過VPN等方式存取被政府封閉的內容。我們在內地也見到相似情況，所以信任觀眾是重要的考量。
最後，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和AI技術的進步，資訊接收變得更為容易。這讓我們反思是否還需要大型新聞平台的存在。在資訊碎片化的時代，或許每個記者或每個平台都應該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例如，光傳媒的梁家麗在人物訪談方面表現優異，能夠寫出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這些碎片化的時代，是否更應該聚焦在吸引觀眾的新聞內容，這或許才是媒體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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