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以來，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會就古巴政府提出的關於結束美國禁運的決議進行投票。每次提出決議時，古巴政府都將國家的經濟困境——如物資短缺、配給制度和商品獲取受限——歸咎於美國長期的禁運，並將其描述為「經濟戰」。根據2023年的估算，古巴聲稱禁運給該國經濟造成了總計1.34萬億美元的損失，在過去一年中每天大約造成1,300萬美元的損失。這一數字極其龐大——但同樣也是一派荒謬之言。
古巴政府將這個數字歸咎於出口收入的損失、貿易重新分配的成本，以及生產和服務的中斷。儘管這些分類乍聽來似乎很合理，但該政權假定所有這些干擾都是由禁運造成的，而非其本身功能失調的社會主義政策所導致。最糟糕的是，政府甚至將移民和人才流失（佔總成本的4%）歸咎于禁運，似乎幾十年的中央計劃經濟、政治鎮壓與人們逃離這個國家毫無關係。
最後，它假設旅遊業的所有損失都歸因於禁運，而非1960年代對旅館、酒吧和餐廳的國有化，或是持續至今的嚴格的價格管控和配給制度。這些捏造的數字加在一起佔總成本的45%，而其餘部份是基於「真實」數據計算的。
這種統計欺騙的目的在於推卸責任。
古巴曾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在1920年代，其生活水平甚至與美國一些較貧窮的州相當。在全球範圍內，古巴曾是較為富裕的國家之一。如今，它在國際排名中幾乎墊底。1959年，菲德爾‧卡斯特羅建立美洲首個社會主義政權，他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帶來災難性後果，並在很大程度上延續至今，為了推卸責任，古巴政權將矛頭指向了美國的禁運。在該政權看來，不是卡斯特羅及其繼任者拖慢了古巴的發展，使國家陷入貧困，而是美國禁運阻礙了革命成果的實現。
毫無疑問禁運會使國家變得更窮！美國的禁運顯然讓古巴人變得更貧窮，這幾乎是大家的共識。但問題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禁運導致了古巴的貧窮？只要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古巴政府就可以一直拿那些站不住腳的研究使其統治合法化。
幸運的是，現在有方法可以區分自1959年以來影響古巴經濟變遷的不同因素。我和若昂‧巴斯托斯（João Pedro Bastos）以及傑米‧帕夫利克（Jamie Bologna Pavlik）一起，將古巴社會主義政策、封鎖措施以及蘇聯援助的影響區分開來。
這得益於兩項新進展。首先是古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新系列數據，該數據具有時間一致性，並且與蘇聯對古巴的資金轉移相匹配。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評估古巴在有無資金轉移的情況下的經濟表現。
第二種方法是經濟學中較新穎的合成控制法，用來估算干預措施的因果效應（即類似於實驗室中的處理）。該方法是構建一個對照單位（在此為其它國家）的加權組合，使其在干預前的特徵與被處理單位（即古巴）相近。對於古巴而言，干預措施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政策。這種「合成控制」充當反事實情景——即在沒有實施干預的情況下（即古巴繼續維持1959年之前的非社會主義和非民主政體）會發生甚麼。干預後被處理單位的實際結果與其合成對照之間的差異，可作為處理效應的估計值。
綜合來看，這使我們能夠觀察到在扣除蘇聯資金轉移的情況下古巴經濟的發展軌跡，同時考慮到美國禁運的影響。到了1989年，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古巴的經濟水平比沒有社會主義和禁運的情況下大約低55%。換句話說，即使在蘇聯的援助崩潰之前，中央計劃和孤立所帶來的代價就已經對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嚴重損害。
那麼，禁運的影響如何呢？在剔除蘇聯的援助後，我們可以利用貿易數據來模擬因禁運而損失的貿易開放度。貿易開放度——以貿易總額（出口加進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在1960年之後大幅下滑，因為古巴與最自然的貿易夥伴斷絕了關係，被迫轉向效率更低的貿易夥伴（歐洲國家、蘇聯陣營國家、其它發展中國家）。簡而言之，古巴被迫進入低效的貿易關係，這反過來又影響了生產力。
通過重新運用合成控制法來分析貿易數據，我們可以構建在沒有禁運情況下的貿易開放度的反事實模型。由此產生的差距反映了因禁運而損失的開放度，再利用貿易開放對成長效應的標準估算，就可以將這個差距轉換成成本數字。此方法可估算出不受國內政策影響的禁運經濟成本。
那麼，禁運到底有多大影響？最壞的情況是，它造成的經濟損失約佔革命和禁運共同導致的經濟差距的10%；最好的情況是，它所佔比例還不到3%。換句話說，沒錯，禁運讓古巴人變得更窮，甚至當替罪羊幫助政權統治了更久，但它並不是主要原因。古巴衰落的真正根源在於該政權自身的政策，這些政策使古巴從全球排名的前列一路跌至末尾。
明年，當聯合國大會再次審議譴責禁運措施的決議時，希望至少有一位記者能指出該政權估算的荒謬之處。也希望大會中能有某位代表直言不諱地說出：禁運或許不明智，但導致古巴貧困的根本原因在於壓制性的社會主義政權，它剝奪了人民的經濟自由。
作者簡介：
文森特‧格萊索（Vincent Geloso）是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AIER）的高級研究員、佐治美臣大學的經濟學助理教授。他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史博士學位。
原文：Socialism, Not the Embargo, Explains Nearly All of Cuba’s Povert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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