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
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份。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
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
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份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
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約翰遜就發佈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
有趣的是，約翰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
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
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約翰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
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
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裏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
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份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
「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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