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入烏，在全球引發不同效應。在歐洲，造成物價上漲，生活物資，如食油、番茄出現短缺。對中國，影響更多是意識形態的：官方與世界背道而馳，支持俄方「軍事行動」，甚至要求學校講授侵烏的合理性；民間則不單對被入侵的烏國缺乏同情心，網絡充斥「俄國被迫侵烏」的言論，甚至出現了「接收烏克蘭美女」的無恥言論。正是這個背景引發了一場稱為「大翻譯運動」的網絡群體運動，將中國官方和民間相關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譯成外語，公諸於世，讓世人看到「泱泱大國」真實的一面。
從歷史看，「仇外」與近代中國形影不離。共產革命的「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即是「帝國主義」，「反帝」是中共重要的政治資本。建國後，它先反美，後反蘇；原本是韓戰時用來反美的「三視運動」（即仇視、鄙視、蔑視美國），六七暴動時借用到香港宣傳反英。文革時，作為中國人，必須與帝國主義劃清界線，否則便遭批鬥。
文革結束，國家一窮二白，「改革開放」開創了新氣象：鄧小平訪美時也戴上了牛仔帽，這等於告訴中國人，學習外國在政治上已經變得安全。晚生有幸，生於盛世，目睹當時出版界的興旺，當中尤以金觀濤、劉青峰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最為火熱，向中國讀者介紹國外最新的學術著作，至六四前夕共出版了七十多種。
六四對於任何一方，都是轉捩點。中國官方看到西方「和平演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開始收緊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民間亦開始出現以民族主義立論的著作，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宋強等編著的《中國可以說不》，在「我是如何走進『親美情緒』的」、「親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焚燒好萊塢」、「美國的自戀性極端利己主義」、「對美國說『不』的中國鐵娘子」（即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儀）等標題下，該書作者視吃美國文化的奶長大為一種原罪，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美國提出挑戰。親美被提升到國恥的地步：「麥當勞是西式快餐廳，它相當於我們中國人的早點或面食店。一對北京青年居然在裏面舉行了婚禮，無知和盲目的崇外令人哭笑不得。」然後，在東方文明復興後，「西方將再現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資本一個可能的去處，那就是非洲。」
可能以為言論不會被傳揚國外，也可能中國人的底氣真的厚了，這種言論變得越來越放任。例如2001年出版的金鑫《中國問題報告》，竟公然將針對「印尼反華暴徒」、台獨、美帝和日本右翼的中國黑客歌頌成「紅客」，其黑客行為說成「捍衛國家主權的『衛國戰爭』」，而1997年至2000年已經有4次「衛國戰爭」。
換言之，大翻譯運動所針對的這一波極端民族主義，其苗頭早見於1990年代的民間著作。這些都可以是大翻譯運動的對象。這些著作若能得到梳理，便不難看到一個現象：我們以為「中國」和「中共」兩個概念可以分開處理，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在「五毛」出現以前，不少中國人（包括海外華僑）已經深深認同中共的理念，非友即敵的二元對立觀念已經入血。民眾自發以「鬥爭」作為處世的視角，這將會為大翻譯運動提供源源不絕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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