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星期日，我們在去教堂後吃早午餐，那是柏林牆倒塌後的幾個月。我母親說：『你知道，應該為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建立某種紀念館和博物館。』」
今天，我將採訪伊利沙伯斯波爾丁博士，她是共產主義受害者博物館的創始董事，而該館則是美國第一個紀念上世紀被共產主義殺害的一億多人的博物館。
國家高於一切，黨高於一切，沒有超然的真理，那麼一切都必須為國家服務，或被改造為國家服務。因此，這意味著與國家相比，一切生命都是低賤的。
……至今仍有數百萬人在共產主義獨裁統治下繼續遭受苦難。
有些人不明白，這會影響到每一個小小的選擇、每一件事、每一天。有人生活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下，他們必須作出選擇。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4. 柏林牆倒塌後 人們在遺忘 父母提議 建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館
楊傑凱：那麼，我想談一談我們所說的西方對共產主義的愛戀問題。不過，你並沒有這種經歷，你在成長過程中對共產主義的實質相當了解，這也是創建這個博物館的原因之一。請跟我說說你是如何最終從事這項工作的。
斯波爾丁：我很幸運，在一個支持自由、反對共產主義的家庭中長大。我接受的教育是：所有人都是人，人人都有尊嚴。我小的時候並不總是意識到這一點。但在某一時刻，我看到一件不尋常的事，每家都有人出入，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曾經反抗過，然後逃了出來。有些人游過鯊魚出沒的水域，有些人在有刺的鐵絲網圍欄下挖洞逃離，有些人則是來自不止一個國家的船民。
我遇到的人是來自越南和古巴的船民。有些人逃離了，因為他們有偽造的文件，然後有人幫助他們，相當於有地下鐵路（指內戰前幫助黑奴逃離南方的秘密通道）幫助他們逃離。因此，我聽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逃離共產主義的人講的各種故事，而我父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後又過了幾年，在柏林牆倒塌後，我和父母談到人們正在遺忘一些事情。
這讓我父母非常著急，他們倆人幾乎一生都在與共產主義做抗爭。某個星期天，我們在教堂禮拜後吃早午餐。那是在柏林牆倒塌後的幾個月。我母親說：「你知道，應該為共產主義受害者建立某種紀念館和博物館。」我父親說：「這是個好主意。」於是，他從咖啡杯下拿起餐巾紙、筆，在上面寫下「共產主義受害者，一個紀念館和博物館」。
這的確是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開始，然後於1993年得到國會的一致通過授權，由比爾克林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然後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建成紀念館。
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VOC）人員非常忙碌，所有人都在義務工作，包括我父親李愛德華茲（保守派學者、作家、傳統基金會研究員、歷史學家），他一生都在從事這項事業，最後籌集了足夠的資金，在華盛頓特區的聯邦公園用地建立了紀念館，該公園用地於2007年由喬治W布殊總統宣布贈送給紀念館。
因此，這一直是一個無黨派的機構，它把所有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認為共產主義受害者應該被牢記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後來，他們想建一個博物館。這需要很多錢。共產主義有時被誤解或者被遺忘，人們不相信共產主義像納粹主義那樣糟糕。現在，納粹主義很可怕。我認為，在華盛頓特區建立大屠殺博物館，在其它地方建立各種博物館，是非常重要的。
5. 紀念館雕像選 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 共產黨還在那裏
我們為大屠殺倖存者以及那些被納粹殺害的人建的博物館、紀念館，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共產主義受害者也理應得到。因此，還要繼續建博物館。一路上遇到一些阻力。籌集資金很不容易。最後，大約幾年前，又有一些更大的捐款進來，雖然不足以建一個像大屠殺博物館那樣規模的博物館，但可以做一些事情。
於是我們決定先找一個空間，建一個可以稱之為「珠寶盒博物館」的東西，在一個小空間裏講述所有共產主義受害者的故事，但是要講得好，講得儘可能透徹，講得令人信服。
於是，四年前，在COVID期間，在人們沉溺於各種愛好的時候，我成了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董事會成員。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種愛的奉獻。正如我所說的，我花了長達兩年的時間來做這件事，做研究並與其他學者合作，同時撰寫、編輯人們在博物館牆上看到的一切文字。
楊傑凱：1993年，這個想法算是誕生了，當時有很多共產主義受害者，而這是第一個紀念館。幾乎很難想像會是這樣的情況。
斯波爾丁：即使建一個紀念館也有阻力，雖然有一些共產主義受害者來到美國，人們也會說：「嗯，這不是其它地方的事情嗎？為甚麼要建一個全國性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館？你在華盛頓特區的林蔭廣場穿行，那裏不是有各種各樣的紀念館和雕像嗎？」因此，我父親和其他人花了很多時間開導人們，解釋為甚麼共產主義受害者值得被紀念。
然後，到了我們為紀念館挑選雕像的時候，大家又開始討論。我們選擇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因為我們在VOC一直在教育民眾的部份內容是：特別是在1989年，那些從內部抵抗的人、從外部抵抗的人，西方和歐洲從外部施加的壓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當然，蘇聯花了更長一段時間才崩潰，直到1991年的聖誕節才垮掉。
但無論如何，你在1989年看到了這一系列驚人的事件和變化，這也是天安門廣場事件（六四事件）發生的一年。可是人們忘記了，還問：「嗯，中國還在搞共產主義嗎？發生了甚麼？」因此，我們想確保在紀念館中能有一個展現抵抗的象徵——「看啊！共產黨仍然存在，看看他們還在幹甚麼！」
楊傑凱：你們在入口處設立了另一個民主女神的複製品。
斯波爾丁：是的，我正期待著為你展示。這是原雕像的鑄件，我們很幸運能在這兒設一個足夠大的壁龕，讓它有一個永久的家。
6. 共黨份子自相殘殺 一次次地殺戮無辜者
楊傑凱：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共黨份子們自相殘殺。有大量的例子表明，所謂真正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及各類團體，成為共產主義的下一批受害者。我注意到布哈林是這方面的一個教科書般的例子。因此，請跟我講講關於他的一些故事，包括為甚麼。
斯波爾丁：共黨份子的確自相殘殺，而且這種故事在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國家反覆發生，所以這不是蘇聯獨有的經歷。但是在博物館這兒，我們想展示一個著名的例子，因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我們的第二展廳的永久展廳，我們展示了共產主義的各類受害者，有更多的個人案例，因為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抽象的數字，超過1億，超過15億。
特別是，你會想到一群學校的孩子會說：「哦，這些是大數字，這意味著甚麼呢？」所以我們在這個特定的畫廊裏，展示了不同類別的共產主義受害者。我說過：「好吧，應該有一個共產主義受害者本身就是共黨份子。」因為你提到了這個問題。尼古拉布哈林是個精彩的案例。你絕不會想到他竟會被自己人殺死。
布哈林是一個忠實的布爾什維克和共黨份子。他從一開始就與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與史太林非常接近。他是《真理報》（蘇共中央機關報）和《消息報》（蘇聯時期的第二大報紙）的編輯。你能想到的所有不同的委員會，他都在其中。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後來，在大清洗期間的大恐怖中，約瑟夫史太林問：「誰可能是（我的）競爭對手，誰似乎並沒有百分之百地跟隨我？」因為布哈林有過，並表達過一些擔憂，所以史太林下令逮捕布哈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起訴和酷刑，儘管有些人說沒有，但大多數人都認為他遭到了酷刑。
他在供詞上簽名時甚至說：「我沒有犯我現在承認犯的罪。」這是作為共黨份子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的經典供詞。後來他被處決了。這是我們想要確保人們能認識到的內容。因此，在同一個展廳裏，我們展出了烏克蘭大饑荒（the Holodomor指1932年至1933年發生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饑荒）。
我們展出了大饑荒中的兒童，以便人們了解：共產黨不僅殺害成年人，也殺害兒童。我們還有一個共產主義受害者來自匈牙利，是神職人員。這也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紅衣主教明岑蒂，他在監獄裏待了好幾年，然後被迫在美國大使館裏住了好幾年，最終……
總之，這一切荒誕離奇，幾乎讓人摸不著頭腦。他們確實如此，共黨份子一次又一次地殺戮，無論是殺害無辜者，還是他們自己人，都不是藉助法律手段。他們創造一些方法，強迫人們接受虛假審判或者他們玩弄的花樣，從中獲得虛假供詞。如果當事人不服從，繼續抵抗，就會遭到監禁、酷刑，最後往往是處決。◇（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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