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主導的新關稅政策震動全球，將給世界經濟和貿易帶來深遠影響。如何看待當前各方的反饋以及關稅對中美企業和社會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井友倫分享了他的看法。

井友倫曾在華爾街擔任投行主管，持有國際審計師和加州金融商業執照律師資格。他長期研究全球貿易政策、巨集觀經濟模型及國際關係，尤其強調國家主權、經濟安全與產業獨立對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

他特別關注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產業保護主義（Industrial Protectionism）與戰略逆全球化政策（Strategic Deglobalization），認為這些政策為美國重新奪回製造主導權、重塑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

1. 美國人對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的擔憂：如何從深層邏輯理解？

本月9日，特朗普總統宣布對中國戰略性商品加徵最高達125%的關稅，涵蓋電動車、藥品中間體、稀土、金屬與電子元件等關鍵進口領域。雖然部份自由派媒體渲染關稅將推高物價、惡化失業率，但從多個經濟理論模型來看，此類擔憂缺乏深層結構性理解。

首先，根據戰略性貿易政策模型（Strategic Trade Policy Model），當一個國家的對手存在政府補貼、知識產權侵犯或市場扭曲時，實施報復性關稅是正當且有效的策略性工具。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強調的：「國家可透過關稅對外部不公平優勢進行糾正，並增強本國戰略產業的國際談判地位。」

其次，從邊際乘數理論（Marginal Multiplier Theory）與凱恩斯總需求模型（Keynesian Aggregate Demand Model）出發，當製造業回流至本國，不僅會創造直接就業，還能帶動上下游行業（如運輸、原料、維修、保險）形成連鎖性就地擴張。

今年第一季度，美國中西部五大湖區製造業新增就業人數達12.3萬，其中多數來自藍領階層的再就業轉型，符合供需再平衡原則。

再從菲利普斯曲線擴展理論（Extended Phillips Curve Theory）與非加速通脹自然失業率（NAIRU，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出發，服務業主導的高通脹並不能簡單歸因於商品關稅。美國勞工統計局本月數據指出，CPI上漲的最大來源為租金與醫療服務，而非進口耐用品。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穆利根（Casey Mulligan）指出：「將通脹歸咎於關稅，是媒體的誤導邏輯。」

2. 中共官方反應的真正代價：大陸企業與普通民眾如何承壓？

中共當局於9日宣布，對全部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徵84%的報復性關稅，並將18家美企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此外，還發布新的稀土出口管制草案，限制對美出口鐠釹、釔、鎢等高精度稀土。雖然表面強硬，但這種回應在多種制度結構中反而暴露出大陸經濟體的脆弱性。

首先，根據全球價值鏈理論（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中國製造體系多處於中游裝配—再出口環節，若終端市場被切斷，資源將面臨要素錯配（Factor Misallocation）。本月8日，中共海關總署數據顯示，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出口訂單環比暴跌26%。數千家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陷入「有產能無訂單、有庫存無現金」的典型失衡狀態。

其次，根據比較優勢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中國的競爭優勢在中美戰略脫鉤背景下已遭重構。原本中國依靠廉價勞動力與規模效應取得競爭優勢，但當前隨著特朗普政策推動美國「本土製造」與墨西哥、越南「友岸外判」（Friendshoring）政策同步，中國的要素稟賦優勢正逐步喪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雖曾支持出口主導型發展戰略，但他4月6日接受財新網採訪時坦言：「政策環境劇變下，中小民營製造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淘汰潮。」

最後，從庇古外部性理論（Pigovian Externalities Theory）來看，中共高層政策造成的市場衝擊正在被社會化至普通居民。寧波、東莞等地中產消費者減少家庭支出、推遲購房換車，導致民營消費產業鏈（汽車、建材、家電）下滑。與此同時，出口廠裁員潮正帶來農村務工人員返鄉，增加城鄉結構性不穩定。

3. 特朗普關稅政策下的國際格局重塑：主權、安全與新政治秩序的起點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是經濟工具，更是主權經濟戰略（Sovereign Economic Strategy）的核心組成。本月發生的數起重大事件，充份說明特朗普政府開啟的結構重構路線，正全面推動全球秩序的重組：

第一，烏克蘭軍方6日宣布，在頓涅茨克前線俘獲兩名中國公民，證實其與俄軍共同作戰。儘管北京否認「編制背景」，但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於8日明確表示：「中國（中共）與俄羅斯的實質軍事合作正逐步明朗。」這一事件為特朗普推動「民主製造聯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Manufacturing Nations）提供了新的外交基礎。

第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於5日再度啟動對八家中概股的退市審查，理由涉及財務造假與審計底稿不透明。該機制源自特朗普第一任期簽署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CAA）。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伍人英（Mark Wu）指出：「全球資本市場正從效率主導邏輯轉向主權可信邏輯（Sovereign Trust Logic）。」

第三，香港長和集團於3日宣布將旗下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的控股權出售予美國私募基金Global Gate Partners。此舉被《金融時報》視為特朗普「海外港口戰略反制」成果之一，有效削弱中共通過基建主導拉美航道的全球布局。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以主權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秩序重構戰略的起點。它打破自由市場教條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通過關稅、脫鉤、友岸外判與金融篩選機制，逐步恢復美國對產業鏈、資本流與技術傳播的戰略控制力。

雖然短期內造成通脹擾動與國際摩擦，但從制度演化視角（Institutional Evolution Perspective）來看，這一進程具備深層合法性。正如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者Richard Haass所言：「世界秩序從來不是在共識中誕生的，而是在分歧與邊界中確立。」

歷史將證明，特朗普對全球化秩序的大膽修正，不是退步，而是一次制度級糾偏。而這正是21世紀國家資本主義的新開端。＃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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