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美國經濟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隨著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全面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經濟學家和市場觀察者開始頻繁提及一個令人不安的術語——滯脹。
4月16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主題為「經濟前景」的講話，重申美聯儲將先觀望、待形勢更明確後再考慮減息行動，並警告美聯儲正面臨降低通脹和經濟增長雙重目標存在衝突的兩難挑戰，這也引發外界對滯脹的擔憂。一方面，美國的通脹尚未降低到目標水平，美聯儲不打算實行積極的減息政策。另一方面，如果為了抑制通脹而繼續維持目前的高利率，美國經濟可能會放緩甚至停滯、衰退，導致通貨膨脹和增長停滯併存的問題。
一、甚麼是滯脹？
滯脹是指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高企與通貨膨脹同時存在的經濟狀態。這一術語最早由英國政治家伊恩·麥克勞德在1965年提出，用以描述當時英國經濟的困境。滯脹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兩種通常被認為相互矛盾的經濟問題——低增長和高通脹——結合在一起。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通脹通常與經濟過熱相關，而失業率上升則與經濟衰退相伴。然而，滯脹打破了這一規律，滯脹表明在某些情況下，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可能同時上升。 這使政策制定者陷入兩難境地：刺激經濟增長可能加劇通脹，而抑制通脹又可能進一步惡化失業並使經濟停滯。
二、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是怎麼發生的？
滯脹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整體持續時間從1970年初開始，直至1982年末美國進入復甦期。70年代美國發生滯脹的原因比較複雜，包括制度變革、地緣衝擊、政策失誤、國內結構性問題與全球環境變化等多重誘因的疊加效應引爆了這場長達10年之久的滯脹。以下是關鍵因素的簡單分析：
1、美元貶值與「輸入型通脹」
布列頓森林體系（1944-1971）以美元與黃金掛鈎為核心，維持全球固定匯率制度。然而，1970年代初，美國因越戰與「大社會」福利計劃導致財政赤字擴大，美聯儲大量增發貨幣以配合財政支出，這也讓各國對美元信心下降，爭相將美元兌換黃金，導致黃金儲備大量流失。1971年8月，尼克遜政府宣布暫停美元兌換黃金，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美元隨後大幅貶值，國際貿易原材料價格上漲，推高了美國通脹水平。研究表明1972年2月至1973年2月之間，美元貶值使通貨膨脹率增加了2個百分點以上。此外，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也導致美聯儲貨幣發行不受約束，也為後續的滯脹埋下了伏筆。
2、美聯儲寬鬆政策與「需求推動型通脹」
70年代初，美聯儲優先應對失業率上升和經濟增長放緩，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M2貨幣供應量在1970-1973年間年均增長超過10%。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了總需求，但沒有解決供給側瓶頸（如生產率下降、能源成本上升）問題，導致了需求推動型通脹。石油危機後，美聯儲未能及時收緊貨幣政策，貨幣超發加劇了通脹預期，進一步推高物價。
3、糧食失收與石油危機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脹」
1972年厄爾尼諾現象導致全球糧食產量下降，美國作為主要糧食出口國受到影響。1973年全球糧食危機爆發，全球糧食上漲約50%。1973年10月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中東國家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原油價格從每桶約3美元暴漲至12美元。石油是工業生產和運輸的核心投入，油價上漲推高了幾乎所有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1974年12月，美國通脹率躍升至12.3%的階段高點。
4、工資-物價螺旋與經濟停滯
70年代美國工會力量強大，面對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工會通過集體談判推動工資快速增長以抵消通脹，而企業將更高的勞動力成本轉嫁到商品和服務價格上，繼續推高了物價。工資-物價這種螺旋上升關係使通脹預期根深蒂固，形成惡性循環。
與此同時，高工資和高成本削弱了企業盈利能力，抑制了資本投資和生產擴張，進一步推高通脹並抑制經濟增長。1973-1975年經濟衰退期間，GDP增長率接近零，失業率從4.9%升至8.5%。
綜上所述，美國70年代的滯漲是多重因素的疊加效應。滯脹的持續使得當時的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和卡特的政治生涯深受打擊。聯邦儲備委員會最終通過大幅提高利率（1980年代初利率一度高達20%）引發了一場人為的深度衰退，才遏制了通脹，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三、2025年美國經濟背景：滯脹風險的觸發因素
2025年4月，美國經濟基本面仍具韌性，但因為通脹已經持續了幾年，特朗普政府的新關稅政策、全球貿易戰威脅以及國內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構成滯脹風險的潛在催化劑。通脹、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綜合數據表明，滯脹陰影不容忽視。
就業方面，4月4日（周五），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3月非農就業人口增長22.8萬，高於預期的增加14萬。雖然勞動參與率上升，但失業率略升至4.2%，前值是4.1%。這顯示在全球經濟面臨廣泛關稅衝擊前，美國勞動力市場仍然健康，但是失業率上行的苗頭已經出現。
通脹方面，4月10日（周四）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3月通脹率降至2.4%，低於2月的2.8%，主要得益於能源價格回落。然而，關稅政策正推高通脹預期。密歇根大學4月11日（周五）公布的調查顯示，1年通脹預期飆升至6.7%，創1981年11月以來新高。而紐約聯儲4月14日（周一）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1年期通脹預期創下18個月來的新高至3.58%。密歇根大學較高的通脹預期可能反映了消費者對關稅和物價上漲的敏感情緒，而紐約聯儲的較低預期則更基於專業機構的理性判斷，兩份調查的差異凸顯了市場對經濟前景的分歧，但均反映出對放緩和衰退的擔憂。
此外，關稅通過提高進口商品價格重塑全球供應鏈，直接推高通脹，同時可能引發貿易夥伴的報復性措施。例如，歐盟或加拿大可能對美國農產品和製造業產品加徵反制關稅，進一步削弱出口競爭力，加劇經濟增長壓力。
根據高盛4月6日發布的報告，即使無額外關稅，美國有效關稅稅率仍將提高約15個百分點，這將導致美國GDP增速從2024年的2.5%下降到2025年的0.5%（按季度同比計算）。高盛預測，到2025年底失業率將上升至4.7%，且風險偏向於更大幅度上漲，未來六個月通脹率將加速至3.5%左右。
儘管3.5%的通脹率和4.7%的失業率低於70年代滯脹的嚴重程度，但其組合已足以引發市場對「類滯脹」的擔憂。與70年代不同，當前美聯儲以2%通脹目標為核心，貨幣政策更具約束性，但全球化加深的供應鏈複雜性使關稅的通脹效應更廣泛。
高盛稱，美國經濟雖然不至於完全衰退，但經濟增長將顯著放緩，衰退風險仍然存在，未來12個月內美國經濟陷入全面衰退的概率達45%。這是時隔一周，高盛再次上調這一預測指標。
四、美國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有利因素
雖然從通脹、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預期來看，美國的滯脹陰影揮之不去，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核心經濟政策，以及當前國際地緣政治的格局，也正在為美國經濟帶來耀眼的陽光面。
首先，特朗普政府將能源自給視為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大力推動油氣資源開發。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宣布國家進入能源緊急狀態，要求全面擴大油氣開採。美國擁有豐富的油氣儲備，這是上天賦予美國的財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2018年美國的石油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彼時美國油價低廉，能源價格的下降促進了各行業的蓬勃發展，2019年失業率一度降至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然而，拜登執政後，以氣候保護為由叫停了大量油氣開發項目，導致能源價格飆升，直接推動了拜登時代居高不下的通脹。
2025年3月，美國通脹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能源價格的回落。隨著能源開採力度持續加大，未來能源價格仍有下行空間，這將有效對沖因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壓力。
此外，美國作為農業大國，糧食可完全實現自給。能源和糧食是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這兩者價格維持在低位，即使關稅導致衣物、消費電子等非必需品價格上漲，也不會對普通美國人的生活造成實質性影響。美國人完全可以通過減少非必需消費來應對物價波動。
這種消費結構帶來的影響有限，不會像20世紀70年代那樣形成供需兩頭受壓的局面。因此，即使GDP增速放緩，甚至出現技術性負增長，但由於國內供給充足，也不太可能演變為全面經濟衰退。
其次，除中共之外，世界各國普遍表達了希望通過談判與美國達成關稅協議的意願。隨著相關談判逐步取得進展，美國將在國際貿易中爭取到更加公平且有利的位置，推動出口增長，並逐步平衡貿易赤字。這正是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短期目標（長期目標是製造業回流）。在貿易平衡實現的基礎上，美國將同時獲得兩方面的收益：一是政府通過關稅獲得數千億美元財政收入；二是美國出口商獲得更多利潤。特朗普政府計劃將部份關稅收入用於減免部份納稅人的個人所得稅，而這些減稅紅利與出口盈利將進一步轉化為國內消費動力，從而抵消部份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
第三，歐洲地緣政治局勢正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俄烏戰爭已初現結束曙光，俄羅斯表示願意推動永久和平協議，烏克蘭方面也已與美國達成礦產資源合作協議，表明特朗普政府在俄烏停戰斡旋方面已取得成效。俄烏兩國皆擁有豐富的稀土資源，足以替代美國過去依賴中國的稀土供應鏈。這一地緣政治轉變有助於美國供應鏈重組，避免關鍵資源依賴單一國家帶來的風險。同時，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印太戰略也取得突破，美國與澳洲、印度、越南等關鍵國家加強在稀土、晶片、能源與軍工領域的戰略合作，正在構建一個圍繞美歐日的高端產業鏈新秩序。
這一切意味著，儘管當前美國短期內面臨滯脹壓力，但從中長期看，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內需市場、自給自足的資源保障能力、技術與產業鏈的話語權，以及特朗普政府主導下逐步成形的去中共化全球戰略格局。只要穩住基本面，強化內循環、加速外部戰略布局，美國經濟極有可能穿越滯脹陰影，迎來新一輪復甦。
五、結語：警訊中的轉機 逆風中的突破口
滯脹是經濟政策中最令人頭疼的「灰犀牛」，它考驗的不只是貨幣或財政工具的靈活性，更是國家治理能力與戰略定力的體現。美國當前正面臨與20世紀70年代相似的宏觀背景：地緣衝突、貨幣超發與產業轉型交織疊加。然而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國在能源自給、農業強國、科技創新與全球戰略布局方面具備更多主動權。
美聯儲釋放的滯脹警訊確實應引起高度重視，它提醒特朗普政府在執行強硬貿易政策的同時，也必須同步調整內部產業政策、減稅措施和勞動力培訓等配套政策，避免經濟陷入持續的結構性停滯。但這場看似逆風的挑戰，恰恰也是特朗普「美國優先」戰略的歷史性試煉。
唯有在全球重新洗牌的大時代背景下，通過重塑貿易秩序、恢複製造業基礎、推進能源獨立和產業自主，美國才能真正完成從「金融資本驅動」向「實業再興」的戰略轉型。
滯脹的陰影並非宿命，關鍵在於政府如何應對挑戰，如何在遏制通脹與維持增長之間取得平衡。美國能否最終避免滯脹、走出陰霾，不僅關乎本國人民的福祉，也將深刻影響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塑。而特朗普政府的戰略布局正使美國在逆風中找到突破口。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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