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巨頭蘋果公司擴大印度布局之際，中共方面也在阻撓蘋果把其製造設備從中國轉移到印度。專家分析認為，蘋果離開中國對中共心理影響巨大，中共擔心失去「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擔心其它跨國企業仿傚，不過這種設限可能反向刺激外企更加積極布局東南亞、印度與美墨地區，起到反效果。
據報道，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政策以及美中關稅戰緊張情況下，蘋果公司迫切需要將其生產鏈移出中國，並視印度為增加其製造產能的主要目的地。
據悉，蘋果的長期目標是將其大約一半的iPhone產能移出中國。今年計劃在印度組裝的iPhone產量提高約10%，主要供美國市場所需。目前印度每年組裝3,000萬到4,000萬支iPhone手機，佔全球iPhone總產量的20%。
不過，蘋果在將其製造設備從中國轉往印度的過程中卻遇到了不少的麻煩，包括延遲和阻撓。
此外，台灣鴻海集團——蘋果在中國的代工廠——在申請將其製造設備從中國出口到印度的過程中也被中共當局延遲或駁回。
蘋果擴大印度布局有深層戰略轉向
「蘋果擴大印度製造布局，背後具有多重的戰略考慮，從供應鏈的韌性、地緣政治、成本效益，到市場潛力，均可以看出它在深層次地戰略轉向。」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教授孫國祥說。
孫國祥教授認為，過去長期過度依賴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蘋果，在「面對中美科技戰爭、地緣政治風險增高」的情況下，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供應鏈的去風險化」，並尋求「中國+1」的策略。因此，蘋果在印度打造「第二生產樞紐」，以「分散生產基地，確保產能穩定」，尤其是避免未來如果只依賴中國會造成「斷鏈的風險」。
同時，在政治上，蘋果此舉也是為了響應美國政府與華爾街投資者在供應鏈上「去中國化」的趨勢，孫國祥說，這讓蘋果轉向「擁抱印度新興市場的潛力」，因為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以及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
此外，除了與鴻海的合作，蘋果也在與印度最大的商業集團「塔塔集團」進行深化合作。孫國祥認為，這顯示了蘋果為預防中共「設限與政治報復」的應對措施。
「印度正成為蘋果『後中國時代』的重要一環，而這也將對整體台灣電子供應鏈，如台灣的鴻海、和碩、緯創等科技公司帶來深遠的影響。」
總之，孫國祥說：「蘋果擴大在印度的製造布局不只是工廠選址的調整，而是一場涵蓋地緣政治、供應鏈安全、成本管理與新興市場策略的全球產業再平衡的行動。」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也表示，蘋果到印度擴大布局是其「為了預防美中之間未來如果真的脫鉤」而進行的「戰略考慮」。
雖然在美國對中國的關稅中，蘋果的產品現在暫時享受關稅豁免，但是，葉耀元教授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未來對中國生產的蘋果產品也課關稅，或如果美中兩國未來有更大的脫鉤後，「為了避免這個最壞的打算，從策略上來說，（蘋果）把工廠從中國轉移出去，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此外，葉耀元還認為，中國的勞工和人事成本也在越來越高，蘋果把工廠移動到「比中國更便宜」的其它地方，並通過自動化工廠來進一步降低成本，「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從經濟學角度或是從政治判斷來說，這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中共阻礙蘋果遷出 擔心失去「世界工廠」地位
如同蘋果去印度布局具有多重戰略考慮，中共阻撓蘋果遷出製造設備也同時具有政治和經濟的戰略考慮。
如果像蘋果這樣的大型跨國企業都逐步離開中國，孫國祥認為，那麼「中國長期以來累積的『世界工廠』地位將會逐漸瓦解」，這是中共不願看到的。因此，中共要盡力阻止全球供應鏈的加速「去中國化」，及其對中國的經濟、就業和稅收的衝擊，於是中共就「透過行政手段設限，限制一些設備的出口來增加外遷成本與難度，延緩供應鏈外移的速度」。
葉耀元也認為，中共當然不希望讓蘋果就這麼簡單地把生產線搬出去，因此它要設置一些「政策性的阻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共也拿這種阻擋「當作跟美國談判的一個籌碼和手段」。
他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它（中共）必須要想辦法，不讓這些廠商移出去。從政治角度來說，它又希望拿這東西來當做一個談判的籌碼。」
孫國祥也說，中共也把這「作為地緣經濟的槓桿，來反制中美科技脫鉤」，因為中共明白自己「正逐漸被排除在美國與盟友主導的科技與產業聯盟之外」，中美科技脫鉤是「美國『去風險化』政策的一部份」，因此「北京開始祭出非關稅壁壘與行政限制，試圖主動設定籌碼，例如限制對印度這類替代性製造國的關鍵技術、材料跟設備的出口，以拖延或打亂脫鉤的節奏」。
此外，孫國祥表示，美國是全球供應鏈的風向球，其撤出中國行動一旦順利，可能帶動其它國際品牌的跟進，因此中共勢必阻撓蘋果外遷，以形成「打擊示範效應，防止其它企業倣傚」。
而印度作為中國在區域供應鏈中的潛在競爭對手，中共也擔心蘋果和鴻海在印度的擴張會幫助印度「在半導體、手機、電子組裝等戰略領域快速崛起，並進一步削弱中國製造優勢」，因此，中共阻撓關鍵設備出口到印度，也是為了箝制「印度製造業的崛起動能」，試圖繼續保持「中國目前在東亞供應鏈的核心地位」。
孫國祥還提到，中共過去曾高調宣示「高端設備不得輕易流出國門」，包括對涉及機台、自動化模組、AI感測元件等被視為具有軍民兩用性質的技術，因此它阻撓蘋果外遷也有其「維護技術主權與科技戰備」的意圖。
孫國祥說：「總之，中共禁止關鍵生產設備出口印度是一項具有政治警告、經濟報復與戰略防衛多重意涵的行動。這種行為凸顯北京試圖主動掌控全球供應鏈變局，減緩所謂『中國+1』或『去中國化』戰略對其自身經濟的衝擊。」
中共阻撓或起反作用 蘋果移出中國影響深遠
葉耀元表示，中共對蘋果外遷的阻撓也讓其它國際廠商進一步認識到中共「沒有甚麼說話算話的時候」，一切都是隨心所欲，這因此可能起到反效果。
孫國祥也說：「這種設限也可能反向刺激外企更加積極布局東南亞、印度與美墨地區，加速中國在全球產業中的邊緣化風險。」
如果國際企業隨同蘋果大規模移出中國，這首先將重創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孫國祥表示，因為「中國的外資企業貢獻了中國淨出口總額近三成，和製造業出口的半數以上」。隨之，中國外匯收入減少，人民幣匯率和金融的穩定也會受到影響。
據估算，僅蘋果就在中國直接或間接創造了超過300萬個就業機會。孫國祥認為，蘋果的產能轉出將給中國的地方財政稅收和就業帶來巨大壓力，也會讓中國「社會穩定」面臨巨大挑戰。
葉耀元也認為，當中國的勞工失業率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人沒有工作機會後，中國的經濟可能會形成「更進一步的內潰」，隨後的影響也將是「龐大的」。
孫國祥還認為，隨著蘋果等國際龍頭企業的撤離，中國的產業升級進程也會受阻，中國會陷入「中高端製造業被封鎖、被遺棄的風險」；中美科技與供應鏈的對抗也會趨於結構化，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將會下降；以及動搖國際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任與投資信心。
總之，孫國祥說：「蘋果等企業撤離將不僅是經濟層面的損失，更將打擊『中國模式』的核心信心，（如中共）失去外資製造的支撐。中國可能提前進入無功難穩的經濟結構困境，同時社會穩定壓力上升，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也形成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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