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關稅戰開打一個月後，5月7日美中各自宣布，本周末5月10～11日，將派代表在瑞士會談。專家就本輪會談與七年前中美貿易戰談判的不同點，預測了本輪會談可能出現的情境，並分析了特朗普2.0的深刻變化。
中美瑞士貿易談判 專家預測三點變化
美國自上月初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45%關稅，中共同步實施125%報復性關稅。
關稅戰對中美貿易影響巨大。數據顯示，中國上月對美出口貨船數量年減60%，洛杉磯港貨運量驟降35%，美國零售商庫存周期縮短至歷史低點。Flexport數據顯示，北美港口5月到港貨櫃量年減38%，海運成本較2023年同期暴漲240%。
據摩根大通預測，中國對美出口下滑80%，美國核心商品價格恐上漲15%至20%。
外界關注美中啟動周六（10日）開始的貿易談判。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聞的訪問中提前給市場預期降溫，稱實質突破機率極低。中共商務部則強調美國若繼續採取脅迫式單邊主義，談判成果將難以落實。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三（7日）被記者問及是否願意降低對華關稅，以促使中共進行談判時，堅定地回答說「不會。」但特朗普周四表示，若美中談判取得切實進展，考慮降關稅；並再次說，「希望看到中國開放。」
周四（8日），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分析，與七年前美中第一輪貿易談判相比，中美在瑞士的談判將出現三點變化。
第一，談判靈活度會大幅下降。
第二，對北京來說，對外的語言會更重視「政治正確」與強硬姿態。
第三，所有承諾將更取決於內部權力結構，而非市場條件。這不利於達成可持續的貿易協議，但符合北京當前的國內統治需求。
何立峰是「政治執行者」不是「緩衝器」
此次談判中方代表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將與貝森特在瑞士會面。
對比七年前（2018年5月3～4日）特朗普1.0美中第一輪貿易談判，很多方面發生了變化，比如會談地點、談判人選等都發生了變化。當時，中方負責談判的是副總理劉鶴。
劉鶴曾參與制定多份中國經濟長期規劃，長期在中央任職，扮演「智囊」的角色先後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起草經濟講稿。中共十九大上，劉鶴躋身政治局委員。
何立峰曾任中共國家發改委主任，在中共二十大上成為政治局委員，接棒劉鶴，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金融和工業事務。
黃大衛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何立峰與劉鶴的最大區別，不在經濟理念，而在於政治角色。
他表示，劉鶴曾被視為技術型官僚，有一定改革與市場導向的立場，能在中共內部與外部世界之間充當「翻譯機」和「緩衝墊」。而何立峰是徹底的「政治執行者」，是習近平在福建時提拔的心腹。他的忠誠度遠高於專業性，他的使命也不是協商，而是堅守「政治底線」。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教授孫國祥也對《大紀元》表示，何立峰是習近平福建舊部，屬於之江新軍的核心圈成員。他的風格是政治忠誠，強調大政府與黨領導經濟，不熟悉國際談判。在對外經貿方面，何立峰主打國內需求、自力更生，換言之就是內循環為主。
「何立峰不會再像劉鶴那樣作為中美經貿談判的緩衝器，而是扮演執行與配合習近平經濟戰略的角色。他對市場改革派的壓縮會更大。」
孫國祥認為，何立峰作為談判代表，較難產生務實妥協的空間，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定調、意識形態先行。
特朗普2.0：美中從貿易衝突轉為制度性冷戰
對於特朗普1.0時期的貿易談判，黃大衛認為，那其實是一場策略性拉鋸戰，而非真正為達成協議所設計的程序。
從2018年到2020年，他說，美方從「關稅施壓 → 談判暫停 → 孟晚舟事件 → 第一階段協議」一連串事件中，逐步驗證了一件事：北京的戰術性讓步是可以被迫出的，但結構性讓步永遠無法期待。特朗普團隊低估了北京「虛應故事、拖延時間、戰術承諾」的能力。
黃大衛認為，2018年，特朗普仍有「逼北京開放市場」的幻想，仍想透過協議「修正」中共對全球經濟的侵蝕方式。而2025年的特朗普及整個共和黨鷹派陣營，已將中共視為一個無法共存的制度競爭對手，不是貿易對手，而是文明競爭者。
黃大衛表示，特朗普2.0將不再尋求達成表面協議，而會進一步將經濟議題戰略化、制度化、長期化。可以理解為：從一場貿易衝突轉為一場制度性冷戰的分段演習。
「這次談判的目的，並非要『換回更公平的市場』，而是要讓供應鏈去中共化、讓高科技外流止血、讓資本市場脫鉤、讓美國製造回流。貿易戰只是工具，其目標是制度性壓制與技術封鎖。」
黃大衛認為，這將是一場持續十年甚至更久的競爭，不求協議，只求削弱；不求和平，只求邊界清晰。
孫國祥也認為，特朗普1.0的主要目標是減少貿易逆差改變中方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手段當然包含的是關稅威脅、談判、簽署協議，敘事的核心是中國（中共）是競爭的對手。
而特朗普2.0主要的目標是加速中美經濟脫鉤，保護美國供應鏈、技術安全，「手段跟策略就是比較偏向直接施壓，關稅長期化，打擊轉口貿易，因此敘事核心中共是戰略對手」。特朗普的重點不僅是談成協議，而是要重塑全球的供應鏈秩序。
「即使美國出現短期的市場波動或來自盟友的壓力，特朗普政府似乎不再妥協，將從談判施壓轉變為結構性的脫鉤，從單邊關稅擴展至技術人員、金融的限制。」
而中方轉向更封閉、意識形態導向的經濟戰時的體制，「這些變動，都使我們看到，低的對話信任、低的協議空間，跟高風險的對抗的情形」，孫國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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