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開始，一場勢頭兇猛的新冠疫情席捲全球。這場疫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和改變絕不僅僅侷限於人類的社會交流與生活方式，就如同中世紀的「黑死病」一樣，疫情的影響更改變了各國之間的政治博弈與各國內部的政治生態。可以說其影響不亞於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國際社會的政治格局由此發生巨變從而人類社會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日俱增。而中共作為這場疫情的「始作俑者」和「終結者」，其作用尤為關鍵，更何況中國具有其獨特的政治生態、專制的社會體制。其研究價值與社會思考更有助於人們認識今日中國之複雜性，並以此對中國政治有著更全面的理解和認識。
在過去幾年裏，中共最高調吹捧的莫過於所謂「中國防疫模式」，可以說上至國家媒體，下至各大自媒體、公眾號無不例外的對內（中國民眾）、對外（世界各國）宣傳其防疫政策之有效和「偉大」。
在2019年末，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不知名的傳染性疾病」。在此期間，中共官宣稱該病毒「可防可控，不會出現人傳人現象」。中共對於一切敢於質疑並反對官方宣傳口徑的言論均採取「專制手段」以達成「和諧社會」的目的。例如在微信朋友圈內警示親朋好友的李文亮醫生不僅受到派出所警察的訓誡，而且和其他幾位醫務工作人員、總共八人被中共官媒的中央電視台公開批評並且24小時滾動播放。正如戰國謀士趙良預言秦國之滅亡：「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紂王諾諾以亡。」
歷史的輪迴從來不會放過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不久之後新冠病毒迅速蔓延中國各地，並且從中國向全世界各國蔓延。而奇怪的是早前「不會人傳人」的新冠病毒，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之下病毒迅速在中國蔓延。在此也不得不感嘆新冠病毒的政治覺悟如此的高超，為了建成中國的和諧社會，新冠病毒也得深刻學習的黨的指示，是一種高度智能化具有黨性的高級病毒。
這場新冠疫情迅速成為了中共的執政考驗與社會挑戰，與此同時滔天的民怨幾乎壓倒性的對中共早前的「不會人傳人」的宣傳口徑進行批判。於是乎中共政府在第一時間對武漢進行封城管控而且加大對網絡輿論的控制，當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時，中共通過嚴厲封城的手段和對中國人口流動的嚴密監控而有效的控制疫情傳播並將這種防控手段作為中國體制優勢的證明，而「動態清零」就是對這一系列防控政策的集中體現。對病毒擴散這一自然事實，中共政府拋棄了一切防疫學、公共衛生學和經濟學的任何理論與想像，採取了最為原始的隔離與限制流動來防治疫情。
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並不是一種偶然，而是需要專制體制為該政策提供政治基礎。相比之下一個尊重人權、民主法治的社會很難在行政部門的一聲令下整個城市，甚至是整個國家陷入人為製造的停擺。也正因如此，「動態清零」政策成為了中共政治體制所謂「優勢」的最好證明，一個缺乏現代文明理念的國家可以在宣傳和包裝之下成為一個看似「生命至上」且高效有序的防疫典範。
然而僅僅三年的時間裏，中國的政策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防疫典範」成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的導火線。在我看來，中國「動態清零」本質上內涵是中共政治體制的權力邏輯，也正是在這種權力邏輯之下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必然走向失敗的結果。
第一是「動態清零」以政治權力為中心，以暴力手段強行推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緊急狀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與第八十九條，唯有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國務院有權決定緊急狀態。然而在中國疫情期間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國務院都沒有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各級政府在受到中央行政部門授意之下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與民主決策，強行通過封城、禁足等手段阻止人口流動以至於中國各大城市地區陷入人道主義災難之中。由此可見中國行政部門的權力範圍缺乏界限，法律無法約束公權力的運作。可以說在中國社會，法律成為了權力的橡皮圖章而政治協商成為了「指鹿為馬」的政治鬧劇。
第二是防疫政策高度政治化，任何言論不得對此提出異議。由於中共隱瞞疫情導致疫情蔓延，中共的政治邏輯將防疫作為其維穩的政治手段，用防疫成功的勝利來掩蓋其隱瞞疫情的失職與責任。同樣的中共用防疫手段的成功來彰顯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這不僅能夠增強中共政治合法性的論述依據，更能有助於中國（中共）模式向全球推廣。在這一政治邏輯之下，「動態清零」成為了中共的宣傳口徑，成為了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有效武器，成為了政治成功的樣板。
眾所周知，要想成為典範與樣板就得容得別人的質疑與批判，否則那就叫自娛自樂。由於中共缺乏現代國家的統治合法性，因此其政治正當性必須是基於一種主觀論述而來。在這一政治邏輯之下，早期中共的革命論述是不容置疑的，而今天的「崛起」論調更是輿論禁區。因此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只能有和諧社會不能有任何的「不和諧」的聲音，比如疫情初期的武漢作家方方用不同的視角在微博上記錄封城以來的所見所聞，她的日記與中國（中共）宣傳大相逕庭，因此就遭到中共官媒的點名批判並遭遇中國網民的瘋狂攻擊，由此可見中共利用「動態清零」的政治化也可以充份形成類似於戰爭狀態的民眾動員。
在中共的宣傳口徑之中，劫後餘生的喜悅掩蓋了無數生命逝去的悲劇和痛苦。人民的苦難成為了凸顯出政府和軍隊的「偉大」和「英勇」，宣傳之所以區別於事實，正是因為宣傳的主體是政府的「偉大」和軍隊的「英勇」，而人民的苦難成為了工具與輔助，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看似真實的無恥謊言。
政策的荒謬不會因為人們不說而消失，相反它會因為人們的「指鹿為馬」而成倍的報應在這些善於說謊的「小人」身上。因此在2020年那些對武漢方方口誅筆伐的人都在2022年慘烈的封城期間面臨著「審判」，哪怕是歲月靜好的上海也在2022年面臨「滅頂之災」。一向自傲於Alpha+的上海市民在2022年備受封城政策的折磨，號稱自己是國際大都市的上海卻在中國的專制政治之下卻連個武漢的方方也沒有，上海市民求助的「四月之聲」也被封殺。可見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的國家所謂的歲月靜好、國際大都市也不過是昨日黃花，而最關鍵的是一個缺乏現代文明精神的國家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因為其在道德意義上否定了人的自主性價值、否定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與高貴。
此時此刻，「動態清零」已經走入了歷史的垃圾箱，在中國各大城市爆發的「白紙革命」之下中共不得不放棄了「動態清零」的政策。可是這場政治鬧劇真的結束了嗎？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動態清零」還是「放開躺平」而是基於決策背後的政治邏輯，從隱瞞疫情到「動態清零」再到「放開躺平」。這種極端主義的決策邏輯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運作，在「放開躺平」之後，中國迅速陷入了新冠疫情的衝擊之下，而沒有「群體免疫」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感染高峰，在事實證明有效的西方「群體免疫」的防疫之下。
中共一意孤行的堅持「動態清零」並將此政策高度政治化，其實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冷戰思維。中共期望於防疫政策的對比之下，向全球輸出中共模式以此來推動其全球影響力。而恰恰是這一敵對思維導致中國難以融入世界，更難以被西方主流世界所認可和接納。在這種權力為核心的政治邏輯之下，連自己的百姓都可以成為政治犧牲的對象，就更不要指望中共能平等尊重的對待其它國家。有不少網民在網上暗語諷刺，說到：「治大國如攤煎餅，兩面都糊了才發現。」還有一位網民評論：「你這煎餅怕不是韭菜餡的吧。」戲謔中透露著荒謬，而荒謬中又道出了中華民族的悲劇。
號稱中國疫情防治小組的專家組長吳尊友、梁萬年在動態清零廢除的一周之前還在鼓吹：「是動態清零拯救了中國，失敗國家是因為搞不了動態清零而選擇躺平。而短短的一周之後，卻又改口說：「放開躺平是與時俱進，證明了黨的英明」。2022年元宵晚會上，幾個央視主持人們聲情並茂、矯揉造作的朗誦著：「這一刻全國人民的目光都投向了北京中南海，習近平總書記正帶領著人民對病毒發起最後的總攻」。而2023年的春晚卻對疫情、對苦難隻字不提。不少人對此麻木冷漠，也有很多人對此嗤之以鼻。熟悉的歷史的人，對這一幕應該感到出奇的相似。
當年的中國不正是在權力高於一切，專家鼓吹社會主義模式優越之下中國走向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並造成了幾千萬人死亡的人道災難之中嗎？當年的中國不也是在文藝宣傳之中揭開了聲勢浩大、史無前例被後世稱為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我記得2016年也就是文革爆發五十周年之際，作為文革發源地的中國大陸居然沒有任何一篇關於文革的學術文章或學術著作所發表。中共當局等著文革的當事人一個個地死去，也希望文革從人們的記憶裏一點點的消失。
同樣地2023年的春晚對疫情隻字不提，恰恰是表明了中共對2022年疫情的態度。他們希望這一年從人們的記憶中慢慢的消失，似乎那些封城、那些抗議、那個在醫院門口流產的西安孕婦、那些烏魯木齊火災死難的人們、那個因為封城無法就醫而死亡的蘭州三歲男童、那個因為入戶消殺而被棒殺的上海小狗、那個因為要喜迎二十大而促使貴州動態清零大巴轉運車事故造成27人死亡事件等等，好像都從來沒有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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