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的一則消息很快引起了外界的關注。消息稱，原中共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高以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而引起注意的恰恰是他曾經的頭銜。
所謂「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就是俗稱的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或簡稱為「610」。該辦公室名稱源於其成立日期：1999年6月10日，其成立之初，就確定了其主要職責就是迫害法輪功，由江澤民的大馬仔李嵐清、羅乾等負責組建，王茂林、劉京、李東生等先後出任主任。該機構遍布全國各地，除了中央一級的「610」外，各省、市（地）、縣、鄉四級都成立了這樣的機構，都叫「610」，其中大部份掛靠在各級政法委，少數掛靠在黨委辦公室。
在江的殘酷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下，「610」具有了超越政府的權力，它有著獨立的運作系統，可以任意調度及控制黨、政、武警等資源，迫使政府機構配合其對法輪功的迫害，其命令直接來自高層。在迫害法輪功的十多年中，「610」犯下的罪惡罄竹難書。高以忱在這樣的邪惡機構任職，能幹甚麼好事呢？
詭異的是，中共當局在公告中卻絕口不提高以忱更為重要的頭銜，那就是中共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公開資料顯示，今年75歲的高以忱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俄語系，長期在安全部工作，並長期在海外工作，後出任副部長。自2005年起擔任中共中央「610」常務副主任，同年年底出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兼任中央維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如果說2013年被拿下的「610」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長，也是李長春、周永康馬仔的李東生，主要在文宣系統不遺餘力炮製假新聞醜化法輪功；2021年被拿下的「610」辦公室副主任、網新辦副主任彭波，主要在網絡封鎖詆毀法輪功，那麼，有著國安且有著海外生活背景的高以忱主要做的針對法輪功的惡事，必然包括針對海外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而要實施這樣的迫害，高以忱必定是利用海外的各種特務，採取各種卑鄙的手段。
根據今年3月8日，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發表了對中共國安部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詳細揭露了國安部在國內外系統地迫害法輪功的罪行，並曝光其在海外新一輪攻擊法輪功中扮演的角色。
報告說，國安部擁有龐大的情報網絡、先進的監控設備和充足的資金來源，監控、收集法輪功學員的情報，以執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在國內，國安部和公安部、「610」等部門相勾結，對法輪功學員實施大規模的迫害活動。在國外，國安部通過高科技手段，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電話竊聽、通訊監控、精準定位等，並安插特務滲透到法輪功內部收集情報，提供給「610」，以實施大規模拘捕行動。
國安特務還在海外策劃暗殺及暴力行動。例如，在2000年和2001年，曾兩次企圖暗殺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不過在台灣和香港均以失敗告終。2006年2月8日，《大紀元》技術總監李淵博士在亞特蘭大的家中遭持槍暴徒暴力襲擊，臉部縫合15針，手提電腦被搶，敏感訊息被竊取。而2005年高以忱剛剛擔任中共中央「610」常務副主任等。這其中有沒有其在背後的指揮？
而退休大概有五六年的高以忱被官宣落馬的時機也耐人尋味。因為就在幾個月前，海外《大紀元》等媒體披露在習的親自部署下，中共通過政法委操控公安部、國安部、統戰部、外交部等多個部委，自去年開始，對法輪功發起了新一輪的升級迫害，開展「法律戰」「輿論戰」，達到誣衊詆毀法輪功創始人，攻擊神韻藝術團、《大紀元》等媒體的目的。這些活動具體由中共設在海外各地的「打法工作處」實施。
此外，美國國會剛剛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還有自去年7月傳出習中風消息後，關於其喪失軍權、黨權的訊號就一再出現。據悉，現在在北京控局的是溫家寶、張又俠等人。
那麼，北京控局者釋放這樣的訊息，有何用意？無疑，法輪功問題是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共高層難以逃避的問題，而二十多年來對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的鎮壓，是造成中共政治、經濟、社會、道德等多方面狀況多多的根源。北京控局者如果想解決法輪功受迫害問題，將何去何從？
2015年10月，大陸財新網曾刊登了胡錦濤智囊俞可平的長文《鄧小平與中國的進步》，文章通過正面評價、肯定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並使批判文革、否定毛澤東成為一種既定事實。文章點出了「不徹底否定『文革』，就不能實行改革開放」，並指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
11月30日，財新網發表題為《為甚麼需要真相委員會？》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員會成立為導引，回答了「為甚麼需要真相委員會」這個問題，即「為了獲得調查的特權，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還稱，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個國家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它們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載體，通過調查、披露威權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將真相公之於世，促成全民反思與政府改革，避免歷史重蹈覆轍。
2016年，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在2月一期刊登了徐賁撰寫的《道歉——一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份》，進一步探討了政府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和社會群體和解問題。
文章開篇即稱「道歉原本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表示愧疚的行為」，但自九十年代以來， 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國家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前受害者社會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而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但這樣的道歉在中國這樣一個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如反胡風、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的國度，卻沒有發生。
徐賁隨即還以澳洲社會關於「被盜竊一代」的爭論為例，為中共政府思考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賠償、平反和道歉）和社會群體和解（共創未來社會）問題提供思路。
徐賁認為澄清往事和為以往過失道歉不僅有利於廣大社會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於道歉者，因為道歉往往能為道歉者樹立真誠、誠實和勇於改過的新形象，也能補救他們及有關者因過失而造成的形象損害。在中國，歷次運動的受害人大多數在事後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除了經濟補償外，從來沒有對他們作過正式道歉，也缺乏必要的社會反思。
徐賁最後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份。重新審視國家歷史性的非正義將是中國未來道德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歷史是可以以正義的名義重新認識和重新協商的」，「中國的新歷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經由類似的經驗方能得到誕生」。
或許，中共控局者可以從這些學者的建議中得到啟發，即期望實現真正轉型的北京當局，如果想改變自身形象，同樣需要對中共建政後發動的包括「六四」和鎮壓法輪功在內的歷次迫害運動「道歉」和平反，從而實現社會和解。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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