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3日去世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1907~1995）先生，是一位同時兼具「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思想家的「稀有人物」。
夏先生的名氣不算很高，但其學養和風範，確有如和煦的春風，也像涓涓的細水，長期耐心地傳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其早年在白色恐怖、顛沛流離的年代，不但勇於秉持自由經濟理念痛批時政，卻又能免於牢獄之災的神奇能耐，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樂道。
自由經濟思路
夏先生之所以堅定地走向自由經濟的思路，是在1949年底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期間接觸米塞斯（L.von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A.Hayek，1899~1992）這兩位奧國學派領導人的著作奠定的。他不但以自由經濟思維為文針砭時事，還將這兩位名家的重要著作譯成中文推介給華語世界，並在大學課堂教授予莘莘學子。退休之後，在1981年那一場轟轟烈烈的「蔣（碩傑）王（作榮）論戰」之際，被蔣碩傑院士延攬到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特約研究員，擔任改稿和創刊《經濟前瞻》季刊，將自由經濟的種籽播到中經院研究員身上，筆者就是其中一位。
除了耐心指導改正我的稿子並要我擔任他所有奧國學派名家名著譯作重新校訂出版的校訂工作，也要我接任《經濟前瞻》主編，目的都要我多看進一些自由經濟的東西，也讓我能更堅定地走上自由經濟之路。他還在1989年3月和1992年2月特地為我的《經濟學的天空》和《掀開經濟學的蓋頭》兩本經濟學文集寫了序文。
經濟學家分為三類
前一篇序請參見我在5月23日刊登於《大紀元》的〈何謂「經濟學家」？〉一文。夏先生將通常統統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為三類，一為真正的經濟學家，二為經濟工程師，三為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這三類人同樣都是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談經濟問題，也就很自然的把他們都叫作經濟學家。因此，在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當中，有的是魚目混珠的被捧，有的是揹黑鍋而被罵，青紅皂白不分，褒貶毀譽也就混亂了。所以夏先生特別說出辨識的方法：對於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本身已夠明顯，不必多加解說，夏先生雖看不起這種人，但也認為若這類人赤裸裸地講出他們所爭取的是甚麼，也是光明磊落，無可厚非；但他們大都是每每把內心的真正企圖偽裝在富國利民的宏論中，藉以在輿論界造勢。
經濟工程師就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做，亦即將人「物化」，這些人都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的行為」。人是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從事不得已的選擇行為，於是演化出分工合作的互動行為，以「無形之手」或「長成的社會秩序」來維繫互動行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幫忙無形之手，以法制來協助，使市場運作順暢，而非干擾或擾亂「長成的社會秩序」。有這樣的基本認識，才能走向正確經濟學家的思路。夏先生的這種看法，當然得罪不少人，但終其一生堅持不渝。
經濟學家不該是學官兩棲的動物
後一篇序〈經濟學家不該是學官兩棲的動物〉，全文如下：
「早在38個年頭以前，我曾寫過一篇〈有感於台大教聘會拒聘事件〉的文章（已收入《我在自由中國》遠流版78~79頁），所談的問題是台大校長擬聘浦薛鳳和程天放這兩位剛從官場退出的人物為教授，但被該校教授聘任委員會否決了。
浦、程兩人在任官以前，浦是清華大學的名教授,程也在中央政治大學任教多年。就這一點講，他們都具有被聘為教授的資格。但是我那篇文章的主旨卻是贊成台大教聘會的否決。我這一讚成，並不涉及對人的問題，而是強調一個原則,即維持教育學術的尊嚴，不讓教學機關成為宦海旅程中「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客棧。
當年我強調這個原則，是概括地對一般的學者講的，還沒有深切地感覺到特別要對經濟學家而言。現在，由於多年來看多了官方財經決策的過程，再加上有關自由經濟理論的書刊也多讀了一些，於是我越來越覺得：經濟學家更不可成為學官兩棲的動物，否則就不是經濟學家。即令他曾在經濟學界已有相當名氣，一旦進到官場，他就必然喪失經濟學家的自主性，而變成遵照業主（上司）意旨的經濟工程師。
工程師與業主間關係的建立，首先要靠工程師能拿出一個可看到的具體模型以取信於業主，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此所以近數十年來由主流經濟學派訓練出來的學生，最適合做經濟工程師，而他們當中也有不少的人衷心承襲「學而優則仕」的中國傳統，在取得高級學位以後，即營求大學教授的名位作為晉身高官的階梯。同時，「學者專家」這個頭銜，是當今的時代寵兒，正像不久前的「青年才俊」和更久以前的「社會賢達」。此時，再加上大有為的政府為顯示其雄心圖治，也要延攬一些可稱為「學者專家」的人物以壯觀瞻。於是那些有志於做官而已被稱為「經濟學家」的人，正好如魚得水，一變而成為經濟工程師了。
從經濟學的供需法則講，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大有為政府，都是需要經濟工程師的，有需要即有供給，這很自然。而且，人各有志，做官或不做官是各個人的自由選擇，別人沒有任何理由加以褒貶。我寫在上面的這些話，毫無偏重經濟學家而輕視經濟工程師的意思；只是要指出這兩個稱謂不能用在同一個人身上。這是因為經濟學家與經濟工程師這兩類人物的心智努力大不相同。
經濟學家所努力的，是要在生理結構大致相同而慾望偏好千差百異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行為互異中去探索經濟法則。經濟法則，是市場機能自由運作所形成的，關於這一點的詳細陳述，須要另寫長文。經濟工程師所努力的，是著重於時髦的總體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就得把活生生的個人主觀上一些差異用統計學的大量法則平均化，以便製作經濟預測的模型。簡言之，經濟學家是經濟法則的探索者或發現者，經濟工程師是經濟模型的製作者和應用者。
經濟法則是從人性中普遍具有的原動力經由每一個平凡人日常生活之互動調適而呈現出來的。人性中的這個原動力就是自愛自利心。自愛自利是大家一致的；如何自愛自利，則因人而異。而且同一個人也會因時因地而異。經由這麼複雜而難以具體陳述的互動過程而形成的經濟法則，如果不被「以改善人性為己任」的「救世主」千方百計的扭曲，那就是亞當·史密斯所說的「無形之手」所安排的局面。這種局面，也即佛閣森（Adam Ferguson）所說的「人的行為結果，但不是人所設計的結果」；也即海耶克所說的「長成的」社會秩序，有異於「做成的」社會秩序。
經濟法則之被扭曲，扭曲的主力是政府所掌握的。政府畢竟是「人」組成的，如上所述，人的共性是具有自愛自利心，人的差異，則見之於如何自愛自利而有善惡的分殊。政府這個組織，在人類社會是必要的，我們不能同意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但我們也得承認這個「必要」究難免成為「必要之惡」，只是「惡」的程度有大小而已。隨其惡的程度之不同，經濟法則被扭曲的程度也有大小之分，如果掌握政權的人把他的自愛自利心發酵到救世救人類的宏願，以他的有形之手取代無形之手，以做成的社會秩序代替長成的社會秩序，那麼，經濟法則就會被扭曲到像不存在。而這種政權統治下的人民所受的苦難也就更深，受苦的時期也可能更長；但是，歷史事實昭告我們，經濟法則的潛力絕對不會消失，而且發生作用時的能量，隨著扭曲程度的擴大而增強。這幾年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之相繼崩潰，是我們親眼看到的經濟法則發出的最大力量。
經濟學家的終生志業，就是不斷地去探究有遠大潛力的經濟法則，同時把已經發現的經濟法則不厭其煩地講給大眾認知。經濟學家所承擔的這兩個相連的任務，米塞斯在他的精心鉅著《人的行為》（Human Action）中，認為是人類文明所賴以發展的兩個因素。（第37章第二節）米塞斯還說到：「群眾，大夥子的平凡人，不會有任何理念，健全的或不健全的都不會有。他們只是在知識領袖們所宣揚的一些意理之間加以選擇。但是，他們的選擇是最後的，而且決定了事情的趨勢。如果他們選擇壞的主張，那就無法防止災禍的到來。」 （同章第三節）米塞斯這段話，是在強調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如果懂得經濟學家之所以成為經濟學家，「自由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是多餘的）不可只在象牙之塔中研究健全的經濟理論，也要把健全的理論拿出來啟發輿論，才可防止壞的主張煽起人群的浩劫。」
對照夏先生這番振聾發聵的話語，33年之後的今日，學官兩棲的經濟學家比比皆是，也是「學而優則仕」的中國傳統更發揚光大。不過，在全球政經混沌向下沉淪的此時，是不是也應該靜心深思夏先生的「經濟學家應不應該學官兩棲」看法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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