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自2015年12月之後又一次有關城市的最高規格會議。中共政府截至目前一共召開5次城市工作會議，前3次都是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時候。第五次會議也是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召開的：內部產能過剩、消費不振、靠投資基建和房地產拉動經濟的模式難以為繼，外部則處於中美貿易戰和西方國家採取「去中共化」的漸進過程中。
對比2015年的第四次會議和2025年會議中當局對經濟表述，可以看到，中共對中國經濟的調控已經失敗。
前三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時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
前三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分別於1962年9月、1963年10月和1978年3月召開，這三次會議都發生在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嚴峻時期。這些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政府錯誤的政策路線和對經濟規律的漠視所導致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1962年9月，1963年10月）：大饑荒與「大躍進」的災難後果。
這兩次會議召開的背景，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年大饑荒」（1959至1961年）剛剛結束或餘波未了的時期。這次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並非天災，而是中共「大躍進」運動（1958年開始）及「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導致的人禍。
當時在農業上推行「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導致大量糧食被徵收，農民口糧不足；在工業上盲目追求鋼鐵產量，大煉鋼鐵，耗費大量資源，破壞生態，卻煉出大量廢鐵，嚴重扭曲了經濟結構。
在錯誤的政策下，糧食產量銳減，據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研究，1960至1961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的產量下降了25%以上。
工業體系紊亂，餓殍遍野，大饑荒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農村地區尤為慘烈。社會生產力遭到毀滅性破壞，中國經濟運行幾乎崩潰。
中共召開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會議，目的是應對城市嚴重的糧食和物資供應困難，以及大量農民逃荒湧入城市帶來的社會壓力，試圖調整城市管理和生產布局以求穩定。
第三次會議（1978年3月）：「文革」結束後的百廢待興。
這次會議召開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的時期。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造成了全面而深遠的破壞。
第三次會議目的在於扭轉「文革」造成的經濟混亂局面，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這反映了中共最高層在經濟瀕臨絕境時，不得不尋求新的發展出路。
因此，前三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共在經濟危機面前不得不做出調整的被迫之舉。
十年兩次城市工作會議對比中共已經失敗
在會議總體要求方面，2015年的會議提出「解決城市病、提高城市宜居性」；2025年的會議提出「高質量發展、安全底線」。這反映了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城市作為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被寄予更高期望。
2025年的會議特別新增了「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線」，這凸顯了中共政府對系統性風險的擔憂。這裏的「安全」涵蓋多個層面，包括經濟金融安全（如房地產、金融系統和債務等風險）、社會穩定安全（如社會矛盾激化）以及地緣政治背景下所謂的「國家安全」考慮。這種對「安全」的強調，往往伴隨著中共將對社會控制力的進一步強化。
那為甚麼說中共失敗了？此次會議的召開背景，與此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內部結構性矛盾和外部地緣政治壓力高度吻合，令人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十年前的2015年，探究當時的中國經濟狀況以及中共政府的應對策略，並和現在的經濟狀況進行對比：
2015年前，中共政府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中，重要的組成部份就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這導致房地產市場那段時間內過度膨脹，樓價飛漲，房地產泡沫風險不斷積聚。2015年前後，一些三四線城市庫存高企，而一線城市樓價則持續攀升，形成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這種過度金融化的房地產市場，不僅擠壓了其他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也增加了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
在2016年中共中央經濟會議上首次提出「房住不炒」的房地產定位。這標誌著中共政府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思路的重大轉變，此後，各地陸續推行了一系列限購、限貸、限售等措施，並加強了對房地產金融的監管。
然而到了2025年上半年，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3.5%；新建商品房銷售額同比下降5.5%。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危機持續爆發，各地爛尾樓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大量購房者無法維權，有些購房者只好住進了爛尾樓。
2015年前後，資本市場對地方政府債務違約的擔憂情緒升溫，這不僅威脅到中國金融系統的穩定，也制約了政府未來通過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空間。
而2025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債券披露的發行規模顯著擴大，總額達到人民幣5.55萬億元，其中新增債券2.64萬億元，再融資債券2.91萬億元。中共濫用債務融資緩解財政壓力，但債務問題並沒有得到緩解，反而風險越來越大。
鋼鐵、水泥、煤炭等傳統重工業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在2015年前後變得尤為突出。這些過剩產能不僅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大量「殭屍企業」佔用資源，也加劇了環境污染。2015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共政府正式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示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解決問題。
然而到了2025年，傳統工業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仍然存在，反而增加了電動汽車、光伏產業和鋰電池等新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詳細分析請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國經濟多個危機共振的根源》。
在2015年8月，中共央行出人意料的調整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價機制，導致人民幣短期內大幅貶值，這一舉動引發了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大量資金流出中國，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中國外匯儲備在2014年6月達到歷史高點的近四萬億美元，到了2016年12月，官方數據消失了近一萬億美元。在2014-2016年，依靠對外貨物貿易賺取了（出口額減去進口額）14853.6億美元，而這筆資金未反映到官方外匯儲備數據上。數據表明，在2014-2016年出現資金大規模外逃，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消失。
面對日益複雜的金融風險，中共政府加大了金融監管力度，打擊非法集資、規範互聯網金融，並對影子銀行等領域進行清理整頓。
然而在2020年至2022年，中國依靠對外貨物貿易賺取了2萬億美元，但外匯儲備、外匯存款等數據並未同步增長，意味著同樣出現資金大規模外逃，而官方媒體卻以「藏匯於民」的說法掩蓋實情。在2025年，大量資金正從中國大陸通過股債通等渠道流出至香港，成為該階段資本遷移的主要路徑。
結語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在2015年前後存在的問題，到了2025年已經被放大了數倍。房地產深陷危機、地方債務雪球越滾越大、消費持續疲弱、資金持續外逃，以及更為嚴峻的中美貿易戰與國際「去中共化」趨勢。這表明中共政府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其對經濟的干預已經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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