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美國富國銀行（Wells Fargo）華裔高管、國際保理商聯合會（FCI）主席茅晨月女士，因在中國涉嫌一宗未公開的刑事案件被禁止離境，事件迅速從一次普通商務行程演變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不僅令金融業人士感到震驚，也在全球外企與外交圈引發廣泛關注。
這一事件不僅牽涉個人命運，更折射出中美關係緊張背景下的法律透明度、外交博弈與跨國企業營運風險的複雜交織。茅晨月作為深耕國際保理與貿易融資20餘年的資深高管，其遭遇引發了外界對中共出境禁令的廣泛質疑，也讓外企在華經營的信心受到衝擊。
爭議事件：華裔高管被禁出境
茅晨月，上海出生，現居美國亞特蘭大，美國國籍，現任富國銀行董事總經理，負責國際保理業務，並在2025年6月當選國際保理商聯合會主席。她在國際貿易融資領域深耕20餘年，長期為跨國客戶提供跨境資金戰略諮詢，獲FCI「2025年跨境保理創新案例」榮譽。
富國銀行作為全球六大主導中國進出口美元支付業務的銀行之一，在上海和天津設有保理子公司，茅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掌控著富國銀行高達80%的中美跨境保理業務，經手包括小米、蔚來等企業在內總計17億美元的融資，被業內人士譽為「中國出口商的現金流奶媽」。
2025年，茅晨月因商務目的入境中國，具體日期與行程未公開。然而，在計劃返回美國時，她在機場被告知因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被禁止離境，需配合調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執法部門依法採取限制出境措施，但未透露案件細節，僅強調其有義務配合調查，未提及刑拘或逮捕。
富國銀行迅速回應，暫停所有員工赴華商務旅行，密切關注事態，並通過渠道協調以確保茅晨月儘早返回美國。美國國務院則強調保護海外公民安全，批評中共「任意出境禁令」缺乏透明度，敦促中方允許公民離境。
事件發生在中美關係高度緊張背景下，可能與地緣政治博弈有關。外界推測，茅晨月被禁可能涉及金融犯罪，如敏感資金流動或協助調查腐敗資金外逃，甚至可能與近期中國IT經理徐哲偉在意大利被捕事件形成「對等反制」。類似孟晚舟案的「人質外交」先例，讓外界對事件性質的猜測更加複雜。
制度缺陷：司法不獨立、法治不透明
茅晨月事件表面上是配合刑事調查，實質暴露出中共司法不獨立與法治不透明的痼疾。中共《出境入境管理法》雖賦予公安或法院限制個人出境的權力，但其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成為當局在維穩、安全與外交議題中可靈活運用的「軟暴力」工具。至少具有以下四大缺陷：
第一、程序模糊與隨意性：出境禁令觸發條件寬泛，常因「協助調查」而非正式指控，程序不公開，當事人常在試圖離境時才獲知，缺乏明確解除機制。茅晨月未被刑拘或逮捕，僅被要求配合調查，案件細節卻秘而不宣，凸顯司法程序的隨意性。
第二、行政干預司法：中共司法系統受黨控制，缺乏獨立性，執法常受政治目標驅動。出境禁令可能被用作恐嚇異見人士或在國際談判中的籌碼，而非純粹司法目的。近年中美關係惡化，中共出境禁令頻發，被美方視為「政治綁架」或人權侵犯。
第三、長期滯留與權利侵害：被限制者可能面臨數月至數年的不確定等待，案件細節通常不公開，又不允許律師介入，嚴重影響工作與生活。茅晨月作為美國公民，未能獲得透明的司法程序保障，其人身自由受限，這種黑箱操作削弱了外界對中共法治的信任。
第四、企業營運受限：由於面臨跨境資金凍結、關鍵人員滯留、數據設備遭查封等風險，影響業務連續性與信譽，導致跨國公司對中國營商環境產生懷疑，從而縮減人員派遣、資金布局與擴張計劃。
茅晨月事件對外企在華營運敲響警鐘，凸顯法律與人身風險的疊加效應，可能將促使跨國企業縮減在華布局，降低對華依賴，影響深遠。富國銀行暫停赴華出差，其他外企（如瑞銀、野村證券）也因類似事件調整出行政策。
美國商會調查顯示，9%的會員因人身安全與法律責任擔憂減少赴華，4%因出境禁令受影響。歐盟中國商會主席Jane Eskelund則指出，此類事件加劇外企赴華顧慮，削弱中國吸引外資的努力。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像茅晨月這樣的華裔美國人，在中共法律視角中，往往被視為「特殊對象」。即使已加入外籍，其中國出生背景仍可能被中共強制認定為「具有中國國籍」，在執行法律時不予承認其外國身份。
這種身份模糊，令華裔在華遭遇「法律雙重標準」，也使其在外交保護上處於更為弱勢的位置。 美國國務院二級外遊警告指出，華裔美國人在華可能面臨「任意執法」與出境禁令風險。 茅晨月的身份使其在中美法律體系的夾縫中顯得尤為脆弱。
茅晨月被業內稱讚為「聰明的創新者」，她利用天津公司的NRA帳戶、FT帳戶、渤海銀行系統及信保保單質押等技術手段，結合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降低融資風險和融資成本，吸引大量企業青睞。然而，這一業務因涉及巨額跨境資金流動，經常會牽涉多方機構與複雜的資金鏈。
此類操作屬國際保理行業的「灰色地帶」，富國銀行作為流程中介，僅需承擔流程性責任。然而，在當前中國經濟下行、財政吃緊背景下，中共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嚴查外匯異常與非法資金流動，茅晨月可能因昔日灰色操作被倒查，成為「殺雞儆猴」的對象。
中共的小流氓伎倆：假法律名義搞「人質外交」
茅晨月事件不僅是司法問題，更可能是中共對美博弈中的「人質外交」策略。當前正值中美關係緊張的特殊時期，兩國在貿易、科技、人權等領域摩擦不斷，地緣政治風險顯著上升。中方或借茅晨月事件報復美方在技術、人事領域的制裁。類似「人質外交」的操作在中美博弈中並不鮮見，中共早就劣跡斑斑。僅舉數例。
孟晚舟案：2018年，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中共隨後拘留兩名加拿大公民，事件被視為「以人換人」的外交博弈。孟獲釋後，兩名加拿大人次日即被釋放，未走任何司法程序，凸顯中共「流氓做法」與司法工具化。
徐哲偉案：2025年初，中國IT經理徐哲偉因涉嫌2020年黑客攻擊美國系統、竊取新冠疫苗數據，依據美國FBI通緝令，在意大利被捕。茅晨月事件與之時間接近，可能為中共「對等反制」。
安斯泰來案：2025年，一名日本安斯泰來（Astellas Pharma）製藥高管在中國被判間諜罪三年半，同期茅晨月被禁出境，引發地緣政治聯想。
據有關統計，1995-2019年間，中共對128名外國人實施出境禁令，其中29名美國人、44名加拿大人，約1/3與商業活動相關。2023年《反間諜法》與《數據安全法》修訂後，中共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更為寬泛，普通商業行為（如數據分析、市場調研）可能被認定違法，進一步增加外企高管風險。
比如，2023年，日本野村證券野村證券駐港高管王仲和因協助調查被禁出境近一年；風險諮詢公司德安華（Kroll）香港籍高管Michael Chong因協助調查被限制出境，至今未獲釋。
同年，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在華遭搜查，多名員工被拘，其新加坡籍主管曾被禁離境，公司因涉及未經批准的統計工作，被罰款150萬美元。
這種做法不僅侵害個人權利，也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司法喪失信心。
結語：
茅晨月被限制出境事件，凸顯了中國營商環境的惡劣與法治透明度的風險，其模糊執行與潛在政治化用途，令外籍高管隨時面臨失去人身自由風險。而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動因可能與中共對美「對等反制」有關。跨國人士或許會因國籍、身份或業務敏感性成為「風險對象」。 不獨立的中共司法則為「人質外交」提供了便利：模糊的法律程序與寬泛的罪名定義，使當局可隨意扣留外籍人士，而無需公開證據或走公正司法程序。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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