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8月22日），在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首次公開暗示，美聯儲可能在9月啟動減息。這可能讓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之間對是否減息的衝突在下個月告一段落。而鮑威爾「減息暗示」的背後，可能存在有多重因素的考慮。
一、制度彈性重啟：從「鷹派慣性」回歸「靈活中樞主義」
鮑威爾在講話中指出，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疲弱跡象」，新增就業趨於平緩，勞動參與率亦未明顯回升。儘管未明確宣布減息時點，但他強調政策將「完全依賴數據」（data-dependent），此語氣雖審慎，卻已釋放出明確的方向訊號。
鮑威爾此次講話標誌著美聯儲正由近年形成的「鷹派慣性」逐步回歸到一種更具制度彈性的框架，也就是「靈活中樞主義」（flexible centralism）。在這一邏輯中，央行不再僵化地以控制通脹為唯一使命，而是在就業、物價與市場穩定之間，重新找到靈活的調節空間。
這一轉向也象徵著美聯儲對2020年所推行的「平均通脹目標制」（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 AIT）進行反思與調整，回歸「靶向通脹機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 FIT）。鮑威爾此次講話，既是對現實經濟狀況的回應，也是在制度層面重新恢復靈活性與前瞻性，是一次制度支點的有機校正。
二、經濟模型支撐：泰勒規則與菲利普斯曲線共同驗證
鮑威爾的講話不僅是制度層面的修正，同時也具備嚴謹的經濟理論支持。
首先，從「泰勒規則」（Taylor Rule）出發，該模型主張當通脹低於目標水平、經濟產出出現缺口時，應通過適度下調政策利率以穩定經濟。
2025年第二季度，美國核心PCE通脹率降至2.1%，而勞動力參與率停滯於61.8%，顯示出經濟正在偏離潛在產出。若依據泰勒規則，美國當前利率已具備超過100個基點的下調空間。
其次，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的短期機制也為減息提供了正當性。儘管其長期版本已被修正為垂直形態，但在短期內，失業上升與通脹下降仍存在現實負相關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68年就指出，適度的貨幣擴張可以在不引發通脹螺旋的前提下有效緩解就業壓力。當前，美國工資增速放緩至3.3%，勞動力市場緊張程度下降，恰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作用顯現之際。
綜合來看，鮑威爾的政策姿態，是一項有模型支撐、有節奏控制的預調式策略，並非市場所誤解的「政策搖擺」或「從鷹轉鴿」。
三、政策與學界共識：結構性就業風險已壓倒通脹持續性
此次政策訊號並非臨時起意，而是順應政策界與學術界廣泛形成的結構性共識。
今年6月FOMC會議紀要中，美聯儲現任理事米歇爾‧鮑曼（Michelle Bowman）也指出，當前通脹雖在回落，但就業的脆弱性卻在上升，美聯儲應根據結構性訊號調整政策重點。 7月份，前美聯儲理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蘭德爾‧克羅斯納（Randall Kroszner）公開表示，美國移民減少與人口老齡化共同作用下，勞動力供給結構正面臨斷層風險，一旦就業市場開始惡化，將很難迅速修復，貨幣政策必須提前防禦。
在全球需求疲弱與資本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就業疲弱可能帶來更大長期損害，美聯儲的靈活調節是一種成熟、克制且制度化的反應。這種「失業優先」理念已不僅是政策訊號，更是當下宏觀治理框架的結構性重構。
四、資本信任重建：從利率訊號到制度紅利的戰略釋放
從華人家庭層面來看，利率回落將明顯減輕按揭、學貸等中長期負擔，特別是對華人中產家庭而言，融資可得性的改善將有助於強化對制度的歸屬感與經濟安全感。
從科技與企業層面來看，減息將緩解過去兩年流動性緊縮所造成的早期資本萎縮，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與綠色能源等關鍵產業，帶來估值修復與融資活躍度回升的窗口。
在全球資本結構層面，美國此番政策方向不僅有利於穩定國際美元信用，也有助於恢復其作為全球制度錨的可信度。尤其在中美戰略競爭持續深化的背景下，美國此時展現出的「制度彈性+政策可預測性」的雙重能力，不僅有助於國內增長復甦，也將鞏固其在全球資本配置體系中的地位。#
[作者井友倫（Chris Ching）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客座學者，加州、聯邦執業律師、註冊國際審計師（CIA），曾任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管，現致力於全球宏觀政策、金融風險治理與中美資本制度比較研究。]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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