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紐約市最近的事態發展，特別是最近的市長初選和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成為潛在的市長候選人，以及自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著的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佛蒙特州無黨籍）和他的政治盟友、聯邦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暱稱AOC，紐約州民主黨）在美國巡迴演講中日益積極的公眾參與，以及後者成為202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機會在一周內翻了一倍，我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言論在美國政治話語中正在獲得越來越大的發展勢頭。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數據進一步反映了這個趨勢。這項題為「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積極看法略有下降」（Modest Declines in Positive Views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U.S.，09/19/2022）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約有36%的18至29歲美國年輕人對社會主義持積極態度。為了應對這些發展趨勢，我們必須進行適當的教育，澄清這些社會主義者究竟在倡導甚麼，甚至真正的社會主義究竟倡導甚麼。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之一、奧地利-英國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年）曾經說過：「如果社會主義者懂經濟學，他們就不會成為社會主義者。」基於他的博學和遠見，我想補充一點：如果社會主義者真懂社會主義，他們就不會成為社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的真正定義是一種社會和經濟學說，它主張公共而非私人擁有或控制財產和自然資源，即生產資料。它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經濟制度，其中生產資料由社區或國家集體擁有和控制，而不是由私人擁有和控制。換而言之，實際上，生產資料是由少數政治精英階層控制的。
現在，無論一個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其它任何制度，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該制度本身並非烏托邦或最終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經濟制度對稀缺資源、商品和服務進行配給，每個制度都通過私人或社會決策過程來實現這一點，然而只有個人才能真正作出決定。現代貨幣經濟以反映個人或群體賦予的價值以及供求關係的價格運作。然而，由誰來決定供給和需求，在不同制度下有所不同。社會主義聲稱，共享所有權將促進更廣泛的參與，使每個人都能分享利益。儘管這是不可能的，但它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論點。
許多社會主義者繞過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這個基本原則，直接跳到要求對生產成果進行所有權或再分配。生產似乎被視為理所當然。這種概念上的捷徑，迴避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使社會主義看起來像是一個夢幻般的經濟制度。
因此，儘管許多公共和政治論點都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提出，但其所倡導的往往並非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辯論很少圍繞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例如使生產成為可能的工廠、工具、土地和資本等）的集體所有制展開，而是圍繞生產產出（outputs of production，即商品和服務）的所有權或控制權展開。簡而言之，許多自詡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對擁有生產資料的興趣不大，而更感興趣的是主張對當前正在生產的產品或他人已經擁有的產品的所有權。因此，經濟體系的爭論很少圍繞誰控制生產資料本身，而是圍繞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再分配。
這種對生產產出（而非生產資料本身）的控制慾望，在許多與社會主義相關的政策、計劃和議程中都顯而易見。這些倡議常常呼籲「免費」商品和服務（儘管實際上，沒有甚麼是真正免費的，因為總有人承擔成本，商品才能生產出來）。
此類政策的例子包括社會化醫療、公共住房、國有公用事業、福利和失業救濟、租金管制，以及旨在通過財富再分配來提供的累進稅（progressive taxation）等。這些政策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關注的不是誰擁有或管理生產，而是最終產出如何分配。這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者真的對生產資料感興趣嗎？
這些社會主義政策的實施和結果卻證明，事實並非如此。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政策並非真正倡導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而是主張對最終生產產品的控制。唯一經常被重新分配的生產「資料」是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資本，然而即使是貨幣本身，人們也並非渴望獲得它。人們最終追求的並非貨幣本身，而是生產的實際產出，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金錢能夠買到的商品和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講，許多現代再分配政策的運作方式並非通過社會化生產，而是通過重新分配生產成果。
為現代社會主義政策辯護的一個常見論點就是，億萬富翁太多了，沒有人理會我們這些普羅大眾。言下之意就是，沒有人需要那麼多財富，這些財富應該重新分配，而且往往不考慮這些財富是如何賺來的。許多人得出結論，認為他們對他人的財富擁有與生俱來的個人權利。但我問的問題和美國當代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多年前問的一樣：你對他人辛勤勞動所得的「公平份額」是多少？此外，索維爾還說過：「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想保住自己掙的錢是『貪婪』，而想拿別人的錢就不是貪婪。」
無論如何，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社會主義者關於財富應該分配的主張。它常常被框定為對「富人」和「窮人」的道德批判——富人擁有的太多了，如果窮人也能擁有富人擁有的東西，他們也能成功或「致富」。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一位單親家長掙扎著滿足基本需求，或者一位貧困的大學生或應屆畢業生努力創業，這是一種令人同情且經常被用以說明不平等的現象。（當然，這忽略了一個普遍的現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未滿足的需求，而這些需求本質上是主觀的。）
讓我們問一個更精確的問題：這些單親父母或應屆大學畢業生是否想要擁有生產資料——土地、機器、原材料以及生產商品和服務所需的複雜流程？還是他們僅僅想要更多的生產產出——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服務、更多的收入——理想情況下是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社會主義的論點並非要實現生產的民主化，而是要重新分配消費。這與傳統社會主義最初提出的理念有著根本的不同。
即使爭論轉向財富，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也對其基本前提提出質疑，他指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收入或財富的再分配是否能夠真正做到全面和可持續。」索維爾引用了15世紀末西班牙驅逐猶太人的例子。當一個群體被強制驅逐時，通常不允許猶太人帶走他們的物質財富。然而，他們帶走了更寶貴的東西——他們的技能、知識和文化資本。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猶太社區在他們重新定居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在荷蘭，都重建了生活，提高了生活水平。雖然西班牙可能曾經受益於留下來的財富，但現在這個國家在人均GDP和生產率方面都落後於大多數西歐國家。
這個歷史案例闡明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你可以重新分配現有財富，但不一定能重新分配創造財富的能力。索維爾還引用了底特律的一個案例研究，該市的政策和監管變化導致相當一部份技術熟練的人口離開。儘管工廠、機器和基礎設施被留下，但留下來的人缺乏有效營運或維護這些設施的專業知識。結果，承繼下來的財富貶值了。索維爾的結論很明確：被沒收的財富最終會耗盡，而那些沒有能力使用或維持財富的人將難以保住它，更不用說讓它增長了。這是因為，再分配措施會向潛在的財富創造者發出訊號，表明他們可能不被允許保留自己的勞動成果，從而阻礙了未來的創新。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人們混淆了貨幣本身和資本——將其視為可以重新分配的生產部份——而沒有意識到，只有在交易的另一方有東西可供購買時，貨幣才有價值。財富只有與企業家的知識、技能、時間、風險承擔和協調相結合，才具有長期價值。推動生產和財富增長的並非僅僅是貨幣，而是眾多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官方網站（Mises.org）。
作者簡介：
埃姆里克‧埃格伯特（Emric Egbert）擔任韋伯州立大學（Weber State University）和鹽湖城社區學院（Salt Lake Community College）的經濟學兼職教授，教授以古典經濟理論和自由市場原則為基礎的課程。他還曾在中國上海師範大學進行國際教學，主講創業與商業營運課程，並擔任該校第十屆年度商業競賽的評委。
原文：If Socialists Actually Understood Socialis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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