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香港政府啟動「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致辭中強調，大陸企業在全球南方布局、產業鏈和供應鏈出海是「大勢所趨」，香港要把握這個發展機遇，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功能。
表面上看，這是一次香港政府主動出擊，鞏固國際金融與商貿樞紐地位的積極行動。然而，在筆者看來，若將此事件放置於當前波詭雲譎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中國經濟結構性困境以及中共對民營經濟壓制的態度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就會發現：這絕非一句輕描淡寫的「大勢所趨」，而是在「政治高壓」與「經濟寒冬」雙重夾擊下，香港因形勢所逼，正被推到了前台。
因此，企業從政治和經濟兩個角度，「出海」尋機遇和「逃離」國內的高壓及風險。
企業「出海」背後的驅動力
陳茂波援引數據稱，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過1,900億美元，增長超過8%，其中對東盟增長近四成，對「一帶一路」國家增長超過兩成。
這些數據看似亮眼，但其驅動力並非純粹的市場擴張邏輯，而主要來自3個核心的規避需求：
1、規避地緣政治衝突、中美「脫鉤」與制裁的長臂管轄。自2018年貿易戰以來，美國及其盟友對和中共有關聯中國高科技企業、特定產業（如新疆供應鏈）實施了精準的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企業通過香港進行資本結構重組、業務實體隔離和供應鏈的「洗白」，已成為規避美國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的常規操作。香港的普通法體系、相對自由的資金流動和國際化的人才服務，為大陸企業提供了一層「防火牆」，或至少是起到了「緩衝墊」的作用。
這本質上是利用香港僅存的「國際信譽」，為大陸的資金和技術披上一件「合規外衣」。中金公司、滙豐等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正是看中了這種「風險隔離」服務所蘊含的巨大商機。
2、逃離國內「鐵拳」，大陸企業被動出海。近年，從對阿里巴巴、騰訊等科技巨頭的「反壟斷」懲罰，到對教培行業、房地產行業的「一刀切」整頓，再到「共同富裕」口號下的財富再分配壓力，中共對民營企業的政治干預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企業和富豪們感受到的，是私有產權和人身安全面臨的巨大不確定性。
據香港電台10月6日報道，畢馬威中國副主席及香港首席合夥人張頴嫻提到客戶「需要確保供應鏈網絡能應對風險」。
這不僅是關稅風險，更是企業對中國國內政策搖擺、隨時可能導致資產蒸發的系統性風險的深層擔憂。企業家急需一個可以將資產安全轉移、並能按照國際商業規則運行的平台。香港，成為了這個「最後的安全港」。
3、內需疲弱與經濟失速的無奈轉向。在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和產業整頓之後，中國國內消費和投資信心持續低迷，「內循環」的口號正在被事實證偽。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放緩、青年失業率高企，龐大的產能急需外部消化。
正如中金公司財富管理國際業務負責人刁智海所言，大陸企業希望將「在人口規模龐大市場驗證過的商業模式，複製到印尼等同樣有龐大人口的市場」。
這不是簡單的產能擴張，而是國內市場飽和與萎縮後，不得不轉移產能和尋找外部「輸血」。
香港的工具化命運
香港政府聲稱要發揮「超級增值人」的功能，但這種高層統籌、集結力量、主動出擊的專班模式，極具中共行政體系的色彩。它清晰地表明，香港的經濟政策已完全被中共納入「服務國家戰略」的範圍。
如果「出海專班」成功，依賴於香港僅剩的制度優勢——即資金自由流動、國際化的法律服務。然而，自2019年以來，香港的司法獨立和資訊自由持續受到侵蝕。當港府全力配合大陸企業規避西方制裁和審查時，香港本身的中立性正在被不斷消耗。
這種單向度的「服務」，只會讓香港在西方世界眼中越來越像中共的「白手套」，而非一個真正的國際都市。一旦國際社會認定香港已失去其獨立判斷和合規審查能力，香港本身就有可能面臨二級制裁或更嚴厲的審查，這才是對香港國際地位最致命的打擊。
陳茂波提到將推出政策措施，例如，推動大陸銀行在港設立區域總部、提供稅務寬免措施吸引大陸企業在港設立財資中心，這無疑是將更多帶有強烈政治背景和風險的大陸資金及企業，深度綁定在香港的金融體系內。
香港在協助大陸企業拓展「全球南方」（特別是中東、東南亞等一帶一路計劃沿線國家）市場時，也必須承擔這些地區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穩定、腐敗風險、債務陷阱和合規低標準等問題。香港的專業機構們，面臨的將是國際合規與服務中共戰略之間的尖銳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企業需要適應截然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制。然而，當政治風險凌駕於合規風險之上時，這些專業機構的職業操守和香港法治的「最後防線」，都將受到嚴峻考驗。
為誰服務的「超級增值人」？
「出海專班」是中共在面對內外交困時，對香港「工具價值」的再次利用。它短期內可能為香港帶來一些專業服務訂單，但長期看，卻是在不斷透支香港的國際信譽和制度基礎。
筆者不禁要問，當香港的行政資源、政策導向和專業力量被完全動員起來，為大陸企業的政治性避險和轉移產能服務時，香港政府是否還有精力去關注那些真正影響香港長期競爭力的問題？例如，國際人才流失、本土創新受限、以及日益緊縮的政治空間。
目前香港政府表示，未為專班設立績效指標，但是客戶越多越好。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數量似乎更重要。
香港的「超級增值人」地位，究竟是為了香港市民的長遠福祉，還是僅僅淪為服務中共戰略目標和規避制裁的「超級中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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