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當時，毛、江共有一個秘書叫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江青有了一個專職秘書，叫閻長貴。到1968年1月9日，任江青秘書一周年之日，閻長貴淪為階下囚，之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八年。再之後，被流放到湖南西洞庭農場五年。
為甚麼閻長貴服務江青一年卻換來八年牢獄之災？這天上、地下的巨變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被江青辭退
1968年1月8日晚，另一個為江青服務一個月卻沒有見過江青面的機要員楊銀祿從老家奔喪歸來。第二天上午，閻長貴領著楊銀祿去見江青。閻長貴向江青報告後，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甚麼？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閻長貴只得沒趣地離開江青辦公室。
被中央警衛連看管
當天，閻長貴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鐘，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找閻長貴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
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汪東興讓閻長貴收拾一下東西，然後把他送到釣魚台中央警衛連連部。路上，汪東興對他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
當時閻長貴也沒多想，他自認為既沒歷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不怕「例行手續」，就跟著汪到了中央警衛連連部。
而所謂的「例行手續」，實際上是在警衛連戰士的看管下做「離任審查」。
被押解到秦城監獄
1967年1月23日晚，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閻長貴談話。姚文元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先開口說：「你看今天誰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陳伯達，陳當時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指謝富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指楊成武）……」
姚文元沒有說自己，他介紹的三個人是當時的黨、政、軍高官。這陣勢表明：閻長貴的問題大了。
接著，謝富治說：「江青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甚麼問題就交代甚麼問題。」閻長貴連連點頭說：「好，好，我有甚麼就交代甚麼。」但接下來的一幕，讓他心裏瓦倆涼哇涼。
陳伯達要求閻長貴按照他的口授，給閻的妻子寫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裏了，現派人來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
明明沒有「因公出差」卻硬要寫「因公出差」，明明沒有「把文件忘在家裏」卻硬要這麼寫，還要妻子搬住處。這又是為甚麼呢？
原來是要對從山東農村到北京來治病的閻的妻子臨時住處進行查抄。
第二天，閻長貴被告知：「給你換個地方。」這一換，就被從釣魚台換到秦城監獄去了。
被囚禁秦城七年半
1968年1月24日深夜，閻長貴被兩名荷槍實彈的戰士押著，乘一輛吉普車，直奔秦城監獄。他被關進一間只有六七平米的單身牢房，從此，他的名字變成了一個代號：6820。在這裏，他一呆，竟是七年半。
有記者曾問：「你在秦城沒受苦吧？」
閻長貴回答：「皮肉之苦倒沒受過（只被罰站過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潰。在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離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單身牢房是對人最致命最殘酷的折磨；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它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不會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惡性循環，難受死了。想看看書、看看報吧，沒有，連我進監獄時帶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都被沒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好轉，給我每天發一份《人民日報》，每月發一本《紅旗》雜誌。」
閻長貴還講：「列寧在沙王的監獄裏能寫書；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監獄裏也能寫書……而我被關起來，開始書、報都不給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著。為了打發時間，我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1、2、3、4、5……我後來找到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反覆背誦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不能叫詩，只能叫順口溜」。他前前後後做了1萬2千多字的順口溜。
他在秦城最渴望的事是，希望有人提審。為甚麼？因為這樣他就有機會跟人說話。但是，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整個七年半，他總共被提審過兩三次，也沒有問甚麼特別的問題。
因為他是中共第一夫人江青的秘書，知道的都是江青不想讓外人知道的東西，江青可能有指示，不讓多問。他只能忍受無邊的寂寞。
閻長貴被捕進秦城監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從秦城監獄獲釋，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秦城，突然對他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送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
被流放湖南五年
得知去湖南某農場勞動，閻長貴喜出望外，他終於可以走出深牢大獄了。他當時的真實想法是，只要能離開秦城，「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裏好」。
閻長貴到農場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裏寫信。因為這七年半，他對家裏情況一無所知，家裏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信發出後的第十天，他接到兒子有來信。接著，他的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老少三代，在被人為阻隔八年後，總算團聚了。家裏人看到他還活著，都挺高興。短暫團聚後，他的父母回山東老家，妻兒則留下來，跟他一起在農場安家落戶。
農場幹部職工對閻長貴一家倒是不錯，這讓他很是欣慰。但是，中央專案組對他的結論卻讓他很不爽。
1975年11月，北京終於來了人。對他的問題做的結論主要有兩條：一說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領導；二是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對他的處分是留黨察看一年。
專案組的人要他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他認為這兩條都不是事實，拒絕簽字。這時，專案組的人搬出江青來，說：「這是首長定的性……你的問題就是這個性質。」他自知辯解無用，當時江青還在台上，為了能安排工作，便違心地簽了字。
農場黨委書記覃正彥曾跟對他說，等你的問題有結論了，就調你到農場黨委宣傳部工作。當覃正彥見中央專案組給他作了上述結論後，不便安排他到農場宣傳部，就把他安排到農科所學校教書去了。後來，還當了這所學校的校長。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幫」被拘捕，文革結束。1978年，閻長貴被調到場部宣傳部，並在農場領導支持下獲得平反，回到北京。
到底為甚麼蒙冤？
就具體的事而言，是一件很小的事：1967年底的一天，閻長貴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寫來的。信中，這位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叫「江青」，1949後就改名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還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一些衝擊；信中把江青讚揚了一番，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受到的衝擊。
閻長貴以為寫信人與江青有甚麼關係，於是在信上附了一張條子，將信送給江青了。
第二天，江青把閻長貴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臉，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為甚麼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甚麼？」閻長貴嚇呆了，不知怎麼回事，膽怯地說：「我怕來信人和您有甚麼關係……」江青怒氣沖沖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
這個寫信人確實與江青沒有任何關係。對閻長貴來說，只能說工作不細心，並沒有甚麼原則性的錯誤。
但是，江青為甚麼要發那麼大的火呢？
因為文革的政治風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到1967年夏，毛發動的文革在軍隊系統引發一系列強烈反彈。毛不能失去軍隊的支持，於是，決定拋出三個替罪羊——王力、關鋒、戚本禹。
王、關、戚都是毛發動文革時倚重的筆桿子，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他們都是毛的妻子江青依靠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毛、江在文革初期用筆衝鋒陷陣的「政治打手」。毛突然決定犧牲王、關、戚。江青為了脫開與王、關、戚的干係，也在身邊找替罪羊。
因為閻長貴是戚本禹推薦給江青做秘書的。得悉毛要打倒戚本禹之後，江青立即心生一計，稱閻長貴是戚本禹「安排」到她身邊的「坐探」。
王、關、戚被打倒後，閻長貴也被當成王、關、戚安插在江青身邊的「釘子」被打倒。
結語
十年文革，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需要你時，不吝讚美；不需要你時，隨時可以將你關進監獄。
文革爆發後，王、關、戚按照毛的指示寫文章，成為毛用筆殺人的「刀筆吏」；轉眼之間，毛為了鞏固軍隊對他的支持，藉口王、關、戚宣揚「抓軍內一小撮」，企圖「毀我長城」，將他們統統關進秦城監獄。
王、關、戚一倒，江青立即找個藉口，就把閻長貴關進秦城監獄。閻長貴因此成為中共高層權鬥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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