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10月10日在其社交媒體平台發布聲明，宣布將從11月1日起對所有中國產品額外徵收100%關稅，即在現有關稅基礎上再加徵，並暗示可能取消與習近平在APEC峰會期間的會面。不過，他也給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決策層留下了思考的時間：在中共四中全會結束後的一個星期內，做出是否妥協的決定。
此刻加徵100%關稅背景
美國商界和政界日前分別表態，呼籲特朗普政府對中共政府的態度要更加清醒和強硬。
美國商界的核心訴求就是更平等、更可持續的經濟軌道：要求中共取消對美國農產品（如大豆、粟米）的關稅；要求與中國達成稀土等關鍵礦物出口的長期、可預測協議，以保障美國汽車、通訊、能源和國防等行業的供應鏈安全；要求建立真正的知識產權保護，提高專利體系透明度，並撤銷補貼政府採購中國產品的政策。
如果說美國商界的轉變是基於經濟利益受損後的覺醒，那麼美國國會立法者的行動，則體現了從國家安全視角出發的技術圍堵升級。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10月7日的報告的呼籲更為強硬：實施更廣泛的禁令，限制向中國銷售晶圓製造工具，而非僅僅針對特定企業。甚至建議對中國可用於製造自己的晶圓製造工具的組件進行更嚴格的限制。
美國商界和政界還是停留在呼籲和建議階段，但過去幾天，中共政府突然發布多條稀土及相關材料出口管制公告（如第57號、第61號、第62號等），對含稀土原料的產品、技術出口、設計圖紙等實施審批或禁令。
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以「額外100%關稅」為回應。特朗普在聲明中強調，此額外關稅將「在現有關稅之上」施行，且「或更早生效，視中國進一步行動而定」。他還宣布將對關鍵軟件實施出口管制，並暗示可能取消與習近平會面。
不過，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媒體記者見面時，特朗普沒有正式取消與習近平的會晤，而是表示這次會晤可能不會作為月底亞洲之行的一部份進行。
特朗普政府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達成第一階段和平協議，意味著美國可以從多線作戰退出，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若從戰略角度來看，美國在資源與精力上收縮中東部份投入，為中美對峙留出更寬鬆時間窗口。
在美國國內，無論是美國商界和政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仍具廣泛民意基礎，推出關稅政策是重塑美國競爭優勢的工具。況且在國際貿易衝突中，隨著輿論與商業利益交織，關稅政策常以「破釜沉舟」的形式出現，以增加談判籌碼。
給中共留下的時間
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將於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並將在四中全會審議第十五個五年經濟規劃（2026-2030年）建議。
對於中共要討論的「十五五規劃」，在筆者看來，外界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指望這次會議能推出市場化、法治化的重大改革舉措，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不過，對於即將到來的新關稅，雙方仍有迴旋餘地，尤其是在實施方面。特朗普也暗示，或許還有時間逐步降低其新的高關稅威脅。「我們要看看會發生甚麼。這就是我把日期定在11月1日的原因。」
這就意味著，給中共決策層留下了思考的時間，在中共四中全會結束後的一個星期內，作出是否妥協的決定。
中共官方的公告顯示，可能啟動多線反制。
中共限制含稀土原料產品出口、設備與技術轉讓審批。被列入「關注名單」或「管控名單」的企業，將母公司、控股子公司納入出口限制、實施「長臂管轄」審批制度，這在公告語言中已有體現。對美國高通公司進行反壟斷審查。對美國船隻徵收更高停靠費或施加行政障礙。可能在國際機構與多邊場合增加「美國單邊主義」和「經濟霸權」的指責。
雖然工具看似多樣，但是這些反制在現實中有侷限性。稀土開採、精煉產業環境污染嚴重、利潤率低，長期壓抑出口可能損害國內從業者利益；美國、澳洲等國家在稀土、稀土永磁等方向已有布局，一些項目定在2026年及以後陸續建成投產；中共若過度濫用出口管制，可能遭WTO（世貿組織）或多邊機制反訴；不同省區或產業集團因出口依賴度、地方財政結構不同，反制政策可能在中共內部引起矛盾；若中方反制過度，反被美國進一步升級制裁或金融限制。
綜上，中共若採取進一步報復措施，並非是扭轉局勢的反攻。
貿易戰升級的衝擊 贏家是誰
短期來看，特朗普政府通過極端關稅表達「硬實力姿態」，若中共退讓，可在談判中獲取讓步空間。中共在局部報復上有資本，但若經濟增長下滑、外資撤離，短期為被動挨打的一方。國際方面，產業鏈受擾動，第三方國家可能被迫重新洗牌定位。
中期來看，結構性調整進入階段性陣痛期。中美脫鉤，更多企業或分散布局到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若美國關稅正式生效、對中國企業海外擴張路徑限制越加嚴苛，跨國公司可能重新審視中國市場；在中國出口受壓的同時，國內產業鏈下游也可能因輸入成本上升而承壓；若出口減少，出口依賴重的沿海省份財政收入將受衝擊。
一些變量值得重點關注：若外部衝擊過猛，中共黨內爭鬥會更激烈，不同派系爭奪應對政策優先級；東部沿海出口省份先受重擊，而內陸省份受衝擊相對較小，區域經濟分化加劇，中央財政承受更大壓力；在持續對外衝突中，若民生、就業、物價嚴重惡化，中共宣傳對抗論調可能弱化，社會不滿情緒上升；若衝擊超過可承受界限，中共可能不得不重新調整對外策略、局部讓步或轉向更溫和配合路徑。
變量當中，中共最在意的，是能否在這場對抗中保持政治與經濟的「緩衝帶」，避免多條戰線上同時失守。
高強度對立恐要付更高代價
而中共在中長期對抗中，其結構性弱點、全球替代路徑、國內利益分化與國際規則限制，都構成必須謹慎操作的荊棘。中共若繼續走「硬對抗」路徑，不僅經濟要付更高代價，也要冒著政治內部分裂風險。
在這種高強度對立環境下，從貿易糾紛，到技術斷鏈，再到意識形態對抗。這場博弈的勝負，並不侷限於關稅稅率的加減，而在於誰能撐過最痛的那條邊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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