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廣泛閱讀和撰寫過有關中共黨魁毛澤東（1893—1976年）統治下中國人民所遭受苦難的文章，例如拙文「消滅產權制度將摧毀社會秩序」（Eliminating Property Rights Destroys Social Order，04/25/2023）。然而就在上個月保守派青年運動領袖柯克（Charlie Kirk，1993—2025年）遇刺事件後不久，聽到一位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位於俄亥俄州的一所私立大學）學生發表的一段簡短言論，我感到非常震驚。
這個學生是個毫不掩飾的受毛澤東思想啟發的革命者，主張對「反動派」（reactionaries）和「資本家」（capitalists）實施更多「政治暗殺」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並限制其言論自由。她希望「某些人」在「公開場合表達意見時感到恐懼」。
在大學課程中，她學習了毛澤東時代中國「暴力革命如何解放了千百萬人民，解放了婦女」。
她的觀點很極端，但她卻並非孤例。一項針對美國排名前150位的大學的題為「校園言論：調查顯示66%學生支持用噓聲壓制校園演講者」（Campus speech： Survey finds 66% of students support shouting down campus speakers，09/27/2021）的調查發現，近25%的學生表示，使用暴力壓制有爭議的演講者是可以接受的。在一些女子大學，50%的學生提倡使用暴力。
這位奧柏林大學的女生既自鳴得意，又無知無畏，如果她參加了柯克的活動，很可能不會改變自己的立場。但想想看，如果她問查理一個關於中國的問題，他可能會告訴她以下這些事實。
英國記者Jasper Becker在他的著作《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1996）中解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共產黨的公開目標之一就是消滅家庭和愛所產生的紐帶：
「我們要把人民公社當成自己的家，不要太注重自己家庭的組建……世界上最親愛的人是我們的父母，但他們比不上毛主席和共產黨……因為給予我們的一切不是家庭，而是共產黨和偉大的革命……個人的愛情並不那麼重要：因此，女人不應該佔用丈夫太多的精力。」
也許那位奧柏林學生認為家庭的毀滅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Becker寫道，由於集體化和普遍的饑荒，「因耕作牲畜的短缺，婦女被迫把自己套在犁上，充當苦力，（因體質下降到極點，）許多人患上子宮脫垂。」
如果「解放」（liberation）意味著賦予某些人專斷的權力，讓他們製造恐懼和恐怖，那麼在毛澤東時代，一些女性的確擁有強大的力量。Becker寫道：「一位20歲的女孩，黃秀蓮，公社婦聯主任，割掉了四個社員的耳朵。」
毛澤東餓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倖存者淪為共產主義公社的奴隸勞工。餓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於Becker寫道：「很少有屍體被埋葬。許多人只是躺在家裏，然後死去。」
母性本能被摧毀。一些母親會對孩子藏起食物，擔心孩子會向當局透露這些食物。
Becker和荷蘭歷史學家Frank Dikötter都在書中記述過毛時代的食人現象。Dikötter在其著作《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2018）中寫道，父母們讓自己的女兒（男性被認為更有使用價值）餓死，然後將屍體與另一個家庭交換食用。這被稱為「易子而食」。這就是毛澤東將女性從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表現。
無限的權力導致性暴力，而女性毫無防禦能力。Becker寫道，毛澤東的解放意味著「女性遭受羞辱，遭人將棍棒插入生殖器」。
Dikötter記錄道：「沒有上班的孕婦，被迫在隆冬時節脫光衣服，然後強迫她們從事破冰作業。」女人們在工作中流產的情況屢見不鮮。
Dikötter寫道，在黨的官員中，「強姦像傳染病一樣在道德崩壞的環境中蔓延」，一名官員「幾乎對村裏的每一位未婚女子都『動手動腳』」。
Dikötter寫道，在城市裏，「為了一張十幾美分或二十美分的糧票，或者為了一磅大米，她們會在公園裏的偏僻角落提供性服務。那些無法換取食物的人將面臨餓死的命運。」
Dikötter回憶說，在一家工廠裏，「當地老闆強迫女工裸體工作。1958年11月的一天，就有三百多名女工裸體上班。拒絕工作的人就被綁了起來。」老闆們聲稱他們打破了「封建禁忌」。
Becker分享了知名異見人士魏京生的目擊報告。魏京生在當年紅衛兵時期旅行時，「震驚地看到每個火車站都有飢腸轆轆、赤身裸體的婦女和兒童乞討食物」。火車上的一位幹部對那些挨餓的人不屑一顧，說他們「以前是地主富農，或者只是懶人，挨餓對他們有好處」。
如同那位幹部一樣，奧柏林的這位學生恐怕也無法在短期內以人性看待他人。
正如Dikötter所言，「以解放之名，似乎任何行為都能被合理化。」
我們能從中領悟到甚麼？為何當今如此多人執著於違背事實與理性的觀點？
瘋狂並非只有左翼人士才會有。如今，有些人竟然會相信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妻子布麗吉特（Brigitte Macron）是男人，相信柯克是以色列暗殺的。
美國近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Leonard Read（1898—1983年）和英國近代哲學家David Hume（1711—1776年）的洞見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思維的運作方式。當人們陳述其立場的理由時，並不意味著他們是通過理性得出的立場。
Read在他的著作《誰在傾聽》（Who’s Listening，1973）中解釋道：「我們只需認識到，無論好壞，思想都掌控著個人；而不是反過來。不是我擁有思想，而是思想控制了我。」
Hume也許會這樣說：人們會接受某種激情，比如對毛澤東的熱愛、對西方文明的憎恨，或者對猶太人的仇恨，然後找到理由來為這種激情辯護。當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被激情驅使時，人們就無法用理性改變自己的立場。
Hume在其代表著《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中發表了他的理論：我們的激情（情感），而非理性，才是決策的主要驅動力。Hume的理論被哲學家們公認為哲學史上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如今，神經科學正在證實休謨的觀點是正確的。
然而近三個世紀過去了，Hume的真知灼見仍然未被大眾廣泛理解。我們不難理解其中緣由。在我們看來，決策往往源於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愚蠢的總是他人而非自己。我們更願相信自己是人生的掌舵者，通過理性行使自由意志。任何對理性信念的質疑都會令我們倍感不安。
那麼，對於我們這些試圖捍衛自由的人來說，在面對那些被非自由激情驅使的人們所發動的猛烈攻勢，我們該何去何從呢？
Read提出了一個關於天氣模式中高氣壓與低氣壓的實用類比：低氣壓引發風暴，高氣壓則抑制低氣壓。他寫道：「在情緒或鬥爭的熱潮中，個體往往會形成低氣壓區。」
他解釋道：「低壓區之於大氣，恰似淺薄之輩之於世間。人心中的荒謬之念無處不在，雖常處於沉寂狀態，卻會在遇見思想空虛或消沉之人時被激活，被煽動得狂暴異常——這些人的頭腦空得連奴役與自由的區別都無心分辨。」
我們無法掌控天氣。在缺乏理解力的人群中，每天都會形成新的「低壓區」。然而，憑藉我們強大的理解力，我們可以創造高壓區，以阻止不自由的社會情緒。
Read告誡道：「是無法通過打擊那些表達糟糕想法的人，而使得其壞想法變得更明智合理的。」他主張，「與其改造他人，不如完善自我認知——前者是徒勞的，而後者是可能的。」
Read釋道，我們的宗旨在於「提升（自身的）感知能力、洞察力和意識層次」。
自由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對他人人性的缺乏尊重，以及不受理性約束的激情。唯有培養自我理解，個人才能抵禦破壞性意識形態的誘惑。事實上，爭取自由的真正鬥爭，每天都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悄然上演。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知名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網站。#
作者簡介：
峇里‧布朗斯坦（Barry Brownstein）是位於馬利蘭州的巴爾的摩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經濟學和領導力榮譽教授。他著有《領導力的內在修養》（The Inner-Work of Leadership，2010）一書，其文章曾發表在《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思想速食》（Intellectual Takeout）等刊物上。
原文：Mao’s Children： How Revolutionary Zeal Is Still Warping Young Mind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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