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二戰時期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是一位身體力行的行動派。他出生於1874年，正值被稱為「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1815-1914）的時期，也是1870年普法戰爭後歐洲相對和平的時期。儘管如此，年輕的邱吉爾深知，服兵役是通往政治晉陞的可靠途徑。他認為，要想成為政壇上的偉大領袖，首先必須在戰場上有所建樹。以下便是他成為20世紀最偉大領袖的五個必要因素。
要素一：積累經驗（Experience）
邱吉爾並非學者出身。他認為自己的學生時代是「一生中唯一貧瘠而痛苦的時期」。除了寫作和歷史，他在學校的其它科目成績平平，因此從未上過大學。不過，他經過三次嘗試之後，終於考入了桑赫斯特王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並於1894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隨後加入了第四女王專屬驃騎兵團（4th Queen's Own Hussars）。
從1895年到1900年，青年時代的邱吉爾在古巴、印度、蘇丹和南非等地擔任戰地記者，親眼見證了他所追求的行動；在此期間，他被授予西班牙軍事功績勳章（Spanish Order of Military Merit）、印度獎章（India Medal）、女王蘇丹獎章（Queen's Sudan Medal）、赫迪夫蘇丹獎章（Khedive's Sudan Medal）和女王南非獎章（Queen's South Africa Medal）等。
1899年競選下議院議員失敗之後，邱吉爾重返戰場，報道南非第二次布爾戰爭（Second Boer War）。正是在這裏，邱吉爾聲名鵲起。1899年11月15日，他乘坐一列裝甲列車時，布爾人發動襲擊，導致數節車廂脫軌。儘管身為記者，邱吉爾仍然衝鋒在前，保護列車並清理鐵軌，最終使列車得以脫困。最後，38名英國士兵陣亡或受傷，23人被俘，邱吉爾也身陷囹圄。
就像他的學生時代和駐防生活一樣，戰俘生涯也讓他感到枯燥乏味。然而，這也為他提供了一次新的冒險機會。12月的一個夜晚，他逃出了戰俘營，跋涉約300英里，穿越敵軍防線，最終安全抵達今天的東非國家莫桑比克（Mozambique），並在那裏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他對冒險的渴望以及他描述這些冒險經歷的文學天賦，不僅使他成為收入最高的戰地記者之一，也使他得以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
要素二：見多識廣（Knowledge）
正如上文所述，邱吉爾並非知識淵博的學者。然而，他熱愛文學和歷史，除了撰寫戰地通訊、參與戰鬥或參加馬球比賽之外，他大部份時間幾乎都在閱讀和學習。軍旅生涯中的大量空閒時間讓他得以投入大量時間進行學習。他研究議會辯論，記錄論點，並形成自己對每一種論點的看法。正如邱吉爾研究專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ulle）所言，「邱吉爾通過閱讀名著，把自己變成了一所大學。」
邱吉爾當然會讀書消遣，但是歷史著作、傳記以及相關的辯論材料並非普通的休閒讀物。他利用在軍隊服役的這段時間，為自己未來的政治生涯積蓄力量。正如他渴望冒險一樣，他也渴望知識和智慧，以便將審慎與勇氣融為一體。
要素三：堅持原則（Principles）
邱吉爾於1901年就任英國議會議員（Member of Parliament，簡稱MP）時，他已經在四場戰爭中英勇作戰，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戰地記者之一，並著有五本書。年僅26歲的他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博學多識？當然是的。勇敢善戰？毫無疑問。立場堅定？毋庸置疑。
如同任何政治人物一樣，邱吉爾必須選擇一個政黨，他最初選擇了保守黨（the Conservatives，即托利黨/Tories）。然而，他並沒有為了黨派而放棄原則。例如，他是自由貿易主義者，保守黨也長期堅持自由貿易立場；當保守黨開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時，他作出了公開的批評。1904年5月31日，在議會的一次會議上，他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從保守黨陣營轉投至自由黨陣營（the Liberal）。
邱吉爾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裏一直留在自由黨，直到該黨開始支持新興的工黨（Labour Party）。在邱吉爾看來，工黨過於接近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他一生都深惡痛絕的政治運動。1924年，邱吉爾重返保守黨，並在保守黨度過了他餘下的政治生涯。
正如他深知戰場上勇氣所帶來的風險一樣，他也洞悉政治鬥爭中勇氣所帶來的風險。為了原則，這樣的風險是值得承擔的。
要素四：先見之明（Prescience）
或許是邱吉爾的經歷以及他對人類歷史的深入研究，造就了他的先見之明。無論這種洞察力是後天培養的還是與生俱來的，邱吉爾對人情世故的洞察往往被證明是正確的，例如他認定蘇俄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和俄國革命具有危險性，對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拉（Adolf Hitler，1889-1945）採取綏靖政策，信任蘇共領袖史太林（Joseph Stalin，1878-1953）並與蘇聯結為盟友，預見過早給予印度獨立所造成的人道主義代價，以及預測冷戰即將到來，如此等等。此外，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軍需大臣，他堅定地支持他所謂的「陸地履帶」（land caterpillar，即坦克），確保了坦克的研發和在戰爭中的必要應用。
儘管邱吉爾的這種先見之明常常使他被貼上戰爭販子的標籤，但他稱這種對他的指責是「殘酷無情的」。
回顧二戰期間的領導，他說：「十年的政治冷落使我擺脫了普通的黨派紛爭。過去六年裏，我發出的警告如此之多、如此詳盡，如今又被如此慘痛地證實，以至於無人能夠反駁我。我既不能因為發動戰爭而受到指責，也不能因為戰前準備不足而受到指責。」
要素五：堅持不懈（Time）
「倫敦將面臨危險，而我將身居高位。」邱吉爾早在1891年他年僅17歲時就告訴一位朋友。「拯救首都和拯救帝國的重任將落在我的肩上。」
當然，他當時說出那番話時，沒人會相信。事實上，如果那時他真的試圖領導一場政治或軍事運動，也不會有人追隨他。
邱吉爾似乎從小就預感到自己註定要成就一番偉業，並畢生為此奮鬥。他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的勇氣，以及他勇於堅持原則、敢於直言不諱的作風，使他有能力帶領英國度過最黑暗的時刻。
數十年來，他在人生的試煉場上奮戰，這確保了他的聲音能夠超越其他人，使他的聽眾能夠仿傚他的勇氣，即使他曾說過：「倘若我們這個島國的悠久故事終將落幕，那就讓它在我們每個人都倒在地上，被自己的鮮血嗆死的時候結束吧。」
要成為這種理念的倡導者，並因此而備受推崇，並非僅僅因為文筆出色——儘管邱吉爾的文筆的確聞名遐邇。相反，這需要漫長而艱辛的磨礪，是由那些使邱吉爾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領袖的品質鑄就而成。這些品質，也是當今各個領域的領導者應當學習踐行的。
作者簡介：
達斯汀·巴斯（Dustin Bass）是播客節目《美國故事》（American Tales）的創始人兼主持人，也是YouTube頻道「歷史之子」（The Sons of History）的聯合創始人。他為《大紀元時報》（The Epoch Times）撰寫兩個每周專欄：《歷史人物》（Profiles in History）和《本周歷史》（This Week in History）等。他同時也是一位作家。
原文：5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Winston Churchill for Today's Worl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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