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共在亞太地區的野心日益加劇，東南亞多國正加快軍備支出，這同時吸引了歐洲與中東國家積極介入該區域的軍工市場。根據最新報告，亞洲軍火供應鏈正日益多元化，但北京的角色似乎正逐漸受限，其出口影響力也面臨萎縮趨勢。
總部位於倫敦的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周三（5月28日）公布了2025年版《亞太地區安全評估報告》（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ssessment）部份章節，報告指出亞太各國的國防政策出現結構性轉變，不再僅僅著眼於軍事威脅，而是轉向強化授權生產、技術轉移，以加強本國軍工能力。
這一趨勢反映區域國家的戰略選擇，也正悄然重塑全球軍工產業的合作格局。該報告的完整版本，將於周五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Shangri-La Dialogue）上正式發表。
東南亞軍備投資上升 合作模式轉向本地化
IISS指出，東南亞六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2024年國防總支出達507億美元，略低於同期日本預算。這些國家平均國防支出約為GDP的1.5%，此比例在近十年間保持穩定。
不過，國防投資（含採購與研發）則快速增長，從2022年的78億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05億美元。用於採購與研發的預算佔比也從2014年的15.7%升至21.1%，顯示軍備現代化與技術自主的雙重驅動。
為降低對單一供應商依賴，這些國家正逐步採行「offset」（補償）制度，即要求軍購承包商須對本地經濟、技術發展作出回饋。
印尼規定外國承包商須提供至少佔合約總值85%的offset，其中50%用於採購本地零組件，其餘則通過技術轉移、投資或訓練實施。馬來西亞亦要求5,000萬令吉（約1,060萬美元）以上合約須包含本地參與。新加坡雖無正式offset制度，但所有重大採購案均須逐案評估本地產業參與與潛力。
報告亦將全球軍火生產者劃分為三個層級，東南亞多屬第二級（Tier 2）或第三級（Tier 3）國家，需依賴與技術成熟國——如歐洲第一級（Tier 1）國家——的合作來提升自身產業鏈，這也讓offset與技術轉移成為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歐洲企業如Airbus（空中巴士）、Naval Group（海軍集團）、Thales（達利斯）與Leonardo（里安納度）等，已積極調整提案內容以配合東南亞日益強化的本地參與要求，並深化在地合作，顯示其對市場長期投入的承諾。
多邊合作升溫 中東國家進場
區域內多項案例顯示，合作型態多元且趨於深化。例如，印尼與Airbus合作生產C-295M運輸機與「超級美洲豹」（Super Puma）直升機，從授權組裝擴展至全球供應鏈參與；馬來西亞與土耳其FNSS國防系統公司合作研製AV8「雷霆」（Gempita）裝甲車，納入本地設計與系統整合；越南、泰國與新加坡也分別展開本地建造艦艇與系統開發。
值得注意的是，中東國家如沙特與阿聯酋正積極與亞洲國家建立聯合開發與生產關係。
報告指出，阿聯酋「EDGE集團」（阿聯酋國有國防和技術集團）與「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印度國防部下轄的國防生產部直屬的國營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探討導彈與無人機的共同設計與生產，並與印尼、馬來西亞探討在地彈藥生產與技術投資的可能性。
信任度不足 中共角色受限
在亞太地區，中共軍工企業在高階軍備市場的參與度相對較低，主要因缺乏能滿足各國對技術轉移、互通性與政治透明度的期待，影響其出口競爭力。
這一趨勢反映出，能提供可持續、安全與自主發展機制的合作夥伴，將更具長遠優勢。
IISS指出，隨著烏克蘭戰爭與中東衝突的爆發，以及美中印太區域的博弈，也促使多國審慎選擇軍火供應來源。
美國長期盟友如新加坡、菲律賓與泰國，多半傾向選擇與美歐體系相容的裝備與訓練體系。報告認為，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目前仍與中共國防公司保持持續的合作關係，但如果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這種合作可能難以維持。
此外，IISS也強調，美國及其防務產業並未直接主導區域生產，但通過盟國供應鏈整合、技術轉移政策與跨國合作框架，仍對亞太軍工發展產生長遠影響。
尤其在無人系統、網絡戰與情報監控設備等高科技領域，美國廠商持續保有明顯技術優勢與出口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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