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作家C.S.劉易斯（C.S. Lewis，1898—1963）在其開創性的三章體隨筆《人類的廢止》（也譯為《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1943）中，通過虛構人物蓋烏斯（Gaius）和提修斯（Titius）來諷刺當時的道德相對主義者（moral relativists）。他尖刻的批判揭穿了他們的道德宣言不過是權宜之計而已。
該書的第一章「沒有胸膛的人」（Men Without Chests）抨擊了那些只是在做宣傳的所謂「教育家」（educators）以及他們的「綠皮書」（Green Book），這是劉易斯對道德相對主義者書籍的蔑稱。第二章則譴責道德相對主義者是所謂的「創新者」（Innovators）。當然，與第一章一樣，他也是在諷刺。
修正道德價值觀
劉易斯批評那些譴責他所說的「道」（the Tao）或自然法則、傳統道德、第一原則或第一柏拉圖（First Platitudes）的所謂「創新者」。他還說，創新者在試圖修正神聖的道德價值觀時，既不能完善也不能取代這些價值觀。在尋求社會「毀滅」（destruction）的過程中，他們並不像他們假裝的那樣主觀。他們的懷疑是膚淺的。他們樂於用懷疑的態度去質疑別人的價值觀，卻認為自己的價值觀不容挑戰，更遑論揭穿。
創新者通過「不批准」（disapprovals）和「批准」（approvals）來表明甚麼是他們不可以接受的，甚麼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他們的標準不是原則，而是是否符合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勇敢或騎士精神是無稽之談或虛無縹緲。他們讚揚那些要和平不要戰爭的人，但卻不關心如何維護和平，即使在和平需要先發制人或進行防禦性對抗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們樂於享受道德價值或準則的果實，卻不願意付出代價去獲得這種果實。
在劉易斯看來，只有在「道」的範圍內行事，人類的尊嚴才能達到應有的標準。
劉易斯特別提到了「黃金法則」（The Golden Rule），他解釋了所謂「創新者」是如何武斷地蔑視殉道（martyrdom）精神，無論是為國家還是為上帝殉道，都被他們蔑稱為「非理性」（irrational）的情感。對他們來說，除非「對社會有用」（useful for the community），否則殉道毫無意義。然而誰來決定甚麼是有用的呢？既然「創新者」摒棄了民族自豪感或榮譽感等客觀價值，他們就不可能明白這樣的簡單邏輯：除非有人冒險赴死，否則所有人都得死。
那麼，為甚麼只有一部份人會死？於是，創新者們以本能為藉口尋求庇佑。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受本能約束，為甚麼還需要「綠皮書」的勸誡呢？如果一種本能是有效的，那麼其它所有本能不也是有效的嗎？如果不是，誰來決定本能的等級？創新者傲慢地試圖避免訴諸「任何更高的法庭」（any court higher），從而最終使自己陷入困境。
無論是基督教（Christian）的「不可作偽證」（Do not bear false witness），還是儒家（Confucian）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like them to do to you），最崇高的道德準則早已流傳下來。而這些道德準則與本能——一種物種「不加思考」（unreflective）的衝動——毫無關係。
沒有任何原始衝動堅持要求我們信守承諾、珍視生命、克制性衝動或暴力衝動。要求人服從於本能，就如同要求要聽命於任何人一樣，都是徒勞的。人言人殊，本能亦是如此。為甚麼對一個人的服從要勝過對另一個人的服從呢？同樣，本能也是如此。向一個人點頭，你必然會毫無意義地向「無盡的本能倒退」（endless regress of instincts）點頭。
在劉易斯看來，是我們人類，是我們獨特的人性，為我們各種相互衝突的本能賦予了相對的尊嚴，使我們可以超越享樂主義（hedonism）和自我保護（self-preservation）等本能。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會一直是野蠻人；我們的原始本能就會一直是原始的，我們就沒有得到教化。
孔子主張「道」（the Tao），基督主張真理是「道」（the Way），而不是眾多方法中的一種。在劉易斯看來，這並不意味著傳統道德（東方和西方、基督教、異教/Pagan或猶太教/Jew）應該是不可動搖的。然而，這些批評必須在道和真理的框架內具有建設性，而不是憑空捏造。
詩人或劇作家從一種語言中挖掘出他們的天才；他們根據語言本身的條件來處理語言，就像作曲家一樣，在音樂的語法範圍內工作，豐富音樂，而不是顛覆音樂。那麼很自然，對於創新者來說，基督教和儒家關於同理心（empathy）的教條就是荒謬的。
相比之下，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1844—1900）式的創新者不受「道」的約束，是一堆矛盾的詞藻。他們非但沒有通過參透「道」的精神來協調「道」在文字上的差異，反而攫取一條戒律，然後將其駕馭「至死」（to death）。
看看新時代的創新者們都幹了些甚麼。
女權主義的歪曲
女權主義（Feminism）的出發點可能是合法的，即讓女性投票，讓女性更好地與男性一起參與公共生活。然而許多女權主義者最終把女性描繪成超人類（superhuman），把男性描繪成次人類（subhuman），使兩者都偏離了正常的人類軌道。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是無可指責的優越者，而男性則是無可救藥的劣等人。這樣的認識就像通過冥想提升思想，卻用迷幻藥腐蝕身體一樣，是自取滅亡。
現在，女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傳染病，它撕裂了婚姻、家庭、親子關係、童年等神聖的制度，並將劉易斯所預言的許多反常現象注入社會。美國迪士尼（Disney）電影公司在翻拍經典影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2025）時對原著材料的摒棄，說明了事情可以變得多麼變態。
女權主義的極端形式是尋求消滅男人或消滅人類；厭男症（misandry）滋生厭女症（misogyny），而厭男症和厭女症又滋生針對彼此的仇恨。
真理在於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而非其人為造成的表象。《聖經》中的墮落天使之所以墮落，是因為他們幻想自己超越了自己。男人和女人也一樣，當他們想像自己比實際更強大時，他們自然就會墮落。
計劃生育也許是有計劃的，但它開始實施的時候是為了生育嗎？它建立在享樂主義的基石上，而享樂主義也推崇離婚、單親和墮胎，以及無視性別差異的現實而進行新的性別建構。
享樂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道」，它把邪惡說成是善良，把魯莽說成是權利。墮胎和變性生態系統被偽裝成生殖或性「保健」（healthcare），而放任則被偽裝成全面的性「教育」（education）。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凱瑟琳‧馬赫（Katherine Maher）曾不無諷刺地說，有「不同的真相」（different truths）。創新者通過將真相的質地和色調進行扁平化，從而可以自如地說謊。
不同的人可能會有高矮胖瘦之分，膚色或黑或白之別。然而，對於創新者來說，只有某些形容詞相當於「身體羞辱」（body shaming），而其它形容詞則是公平的描述。在「正面接受身體」（body positivity）的旗幟下，醜陋的東西都被宣稱為美麗。有影響力的人士將顯而易見地把不健康的肥胖和厭食症奉為偶像。
真正的道德進步是讓道理變得更清晰，而改變只是在混淆概念。進步是完善舊的框架，而非全盤否定。
讓我們來看看現在的人們對承載著「道」的同理心和自我犧牲等價值觀的習語的反應吧。
15世紀到17世紀全球航海時代，大家都說「婦女兒童優先」（Women and children first），這是「道」在古代以他人為中心的思想的改進和推進版本。而現在的另一個習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Every man for himself）則否定了這一點，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的生物進化論的成語「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不，犧牲並不是航海時代或中世紀的發明。它借鑑了更古老的法則。「婦女兒童優先」將早期的關愛他人的號召延伸到了更脆弱的他人身上。它使進化的本能超越了自我保護。體格更好、更強壯的人有更好的生存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只有他們才能生存下來。
這種文明精神世代相傳。它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在自然災害中，救援人員通常不會只關注婦女和兒童，而是理所當然地關注孕婦、病人、老人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
然而，今天的創新者更傾向著眼於特定的膚色、種族、民族和性別，根據這些特點來貼上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標籤，精心挑選那些他們認為更有價值的人。實際上，「創新者」是在製造受害者。
更高的道
儘管「道」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它並不一定是一成不變的，也不一定要求人們毫無疑問地服從。劉易斯承認，它時不時需要進行一些改革（而且不需要一些矛盾）。然而即使在這裏，批判的「方式」也很重要。他警告說，只有尊崇「道」的人才能推進「道」。
基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明確指出，他來不是要廢除摩西律法（the law of Moses），而是要完善它、實現它。他希望他的聽眾不要撕毀律法，而是超越律法的文字，將自己與律法的精神聯繫在一起。
對基督而言，「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適合信仰中孩童般不成熟的人；舊約時代的人們對上帝的理解尚不成熟，因此對他們自己的理解也不成熟。
然而，對於成年人或信仰上更成熟的人來說，「不可殺人」的道德標準太低了。基督將其提升到了更能反映人類真正尊嚴的高度。他提供的不僅是一種新的道德，而且是一種更高尚的道德，要求他的追隨者擁抱敵人，而不僅僅是忍受敵人。
有了這個更高的清晰度，「不傷害」（Do no harm）這個古老但仍適用於現實生活的格言似乎就足夠了，是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還遠遠不夠。
這就是「道」的實際作用。「道」推進道德規範，而不是改變道德規範，同時為人類指明方向，引領人類前進，無論如何，這個作用總是積極向上的。#
作者簡介：
魯道夫·蘭伯特‧費爾南德斯（Rudolph Lambert Fernandez）是美國的一名獨立作家，主要撰寫流行文化方面的文章。
原文：The Way’: C.S. Lewis, on the Only Way of Being Huma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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