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共官媒報道，5月30日，紀念埃德加·斯諾誕辰120周年暨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與會者包括新華社社長傅華、北大書記何光彩等政府、高校、媒體領域人員。
並不出乎人們的意外，研討會繼續吹捧斯諾是怎樣一位中共的「老朋友」，怎樣「用一部《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衝破封鎖」，把中共的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等。自然，會議的目的是希望有更多「新時代的斯諾」，來替中共塗脂抹粉。這從研討會設有「向世界說明真實的中國」「人才培養與斯諾精神傳承」「國際友人研究」等6場專題論壇亦可看出。
不過，研討會不敢提及的一件事是斯諾晚年其實後悔寫了《西行漫記》一書。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在中共歷史上，要說幫了中共大忙的頭號外國人並不是眾所周知的白求恩，而是斯諾。他與史沫特萊、路易‧艾黎等左翼記者曾前往延安，並被中共領導人所展現出來的假象欺騙，自覺和不自覺得成為中共在國際社會的義務宣傳員，而影響最大的是斯諾的美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西行漫記》。其不僅在美國國內增加了對中共的同情，為中共在世界上爭取到了不少外援，也使得眾多青年知識份子對中共充滿了嚮往，而投奔延安。
美國人斯諾為何會來到萬里之外的中國呢？
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後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具有冒險精神的斯諾於1928年9月抵達中國後，擔任一家美國報紙的駐華記者。1932年與海倫結婚。1934年，斯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至1937年，同時擔任美國《紐約太陽報》、英國《每日先驅報》特約記者。
關於斯諾為何選擇長時間待在中國，他的個人傳記作者托馬斯·伯納德認為：「與經濟有關的因素對斯諾留在中國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國過得很舒適，甚至奢華。」斯諾的第一任妻子海倫也坦誠經濟因素對於他們選擇留在中國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們的生活水平將提高許多倍……我們同上海的3808名美國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的時候，過著王子般的生活。」
顯然，在中國當記者，不但可以過上舒適的生活，還能為斯諾帶來不小的財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獲取的稿費就達到25萬美元，這在當時顯然不是一筆小數目。
在中國期間，斯諾看到了中國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對國民政府產生了負面的看法。此時，隨著與共產國際秘密黨員宋慶齡與親共作家魯迅接觸的增多，其「左傾」思想變的越加明顯。斯諾認為，與宋慶齡的私人交往甚至比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槍」之類的事來得更為重要。他因此接受了宋慶齡對於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諸多看法，比如宋慶齡曾把蔣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災星」，比如中共則是「中國唯一一個繼承了孫中山未竟革命事業的革命力量，並將最終統一中國」等等。
1936年夏天，他在宋慶齡的協助下前往延安。起因是有一家出版商約他在1934年年底寫出一本關於「紅色中國」或者其它主題的書。為了賺取這豐厚的報酬，斯諾立即答應了下來。
斯諾的到來也讓中共有了欺騙美國和世界的機會。在延安期間，斯諾先後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左權、聶榮臻、程子華等中共紅軍領導人，他也成為第一個採訪中共邊區的西方記者。
同年11月，美國《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了其採訪文章——《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頭戴八角軍帽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間，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報紙也相繼發表了斯諾的陝北報道，其中美國的《亞洲》雜誌發表了他采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等。在這些報道的基礎上，7月，斯諾在北京寫成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10月該書在英國倫敦出版。
1938年2月，中譯本在做了少量增刪後，改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成為當時的暢銷書。但近年來有研究者稱，《西行漫記》應算斯諾夫婦兩人合作的產物。
毋庸置疑，斯諾看到的都是中共想讓他看到的「美好一面」，且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詞。早已深信宋慶齡的斯諾不自覺地接受了中共的說辭，而其對中共領導人的虛偽、放蕩的私生活、殘酷鬥爭以及不抗日等真相，根本無從了解。
正如之前所言，斯諾的書在國內、國際上產生的廣泛影響，可以說幫了中共一個大忙。他不僅讓美國人上了當，博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也讓不少中國心懷浪漫的年輕學生投奔延安。從這個層面上看，斯諾對於中共而言，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幫手」。
1939年，斯諾再次赴延安拜訪毛，受到了毛的熱情歡迎。1941年2月，斯諾因報道皖南事變而被國民政府取締記者特權，被迫離開了中國。回國後，他與妻子海倫分手，但他並沒有放棄對中共和毛的宣傳。
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們一邊（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諾強調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陣營。在一次演講中，斯諾將毛及中共描述為推動中國民主的進步力量，在後來為美國《國家》雜誌撰寫的稿件中，斯諾表示中共「已經放棄了中國在未來建立共產主義的企圖」。然而，這都是斯諾的自我臆想。
在中共建政後，斯諾成為了中共的座上賓。1949年斯諾訪華。他在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書中，將中國1959-1961年間的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稱為「營養不良」而非「饑荒」。也是，中共如何能讓斯諾看到中共治下的慘況呢？
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為法國《新直言》周刊記者他再訪中國，旅途廣泛並與被安排好的大眾交談。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諾偕同夫人從香港到廣州，開始了他最後一次訪問中國之旅，而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斯諾的看法，亦或者他之前的疑慮得到了印證。
據其《傳記》所述，在廣州，斯諾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他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在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像是一種宗教儀式。
在延安，斯諾還參觀了文革時改造知識份子的「五七幹校」，他覺得那裏就如同監獄，這讓他恐懼。最讓斯諾深受刺激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艾黎參加了所謂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倫告訴斯諾，文革開始後，他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裏，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凍餒和自殺，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周恩來，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當斯諾見到毛時，毛對他大罵中國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毛還說：「誰會想到我們能夠佔領大陸啊？」斯諾答：「你想到了。」毛說：「想是想啊，但能不能佔領還不知道啊。要到佔領的那一天才算數嘛。後頭日本人又來了。所以我們說尼克遜好就是這個道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些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王。你們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或許是中共的恐怖統治和毛的「坦誠」，斯諾竟然有了毛有可鄙可厭的一面的印象，他為此還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感到歉意。一年後，被中共利用了半輩子的斯諾死於癌症。
1989年，斯諾夫人公開譴責中共政府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她後來還成為中國人權活動堅定的支持者。
2021年，中共百年黨慶前後，鼓吹要尋找「新時代的斯諾」，斯諾的女兒西恩（Sian Snow）在7月投書媒體，指其父親不會支持中共政府打壓記者的政策。西恩還說，這種類似宣傳斯諾經歷的活動，被解讀為呼籲媒體記者，只報道中國的正面新聞，迴避對該國的批評。
對於斯諾、斯諾夫人和斯諾女兒的醒悟、態度，北大剛剛召開的研討會卻隻字不敢提，背後折射的是中共的心虛。也是，這麼多年來，中共一直難以找到一個像斯諾這樣為其塗脂抹粉並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記者。只是中共為何一再要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呢？不正說明它對自己的統治沒有底氣嗎？不正說明它非常害怕別人知道其所幹的罪惡嗎？一個心虛沒有底氣的政權，一旦被人民和世界認清其真實面目，其還能存活嗎？現在的中共業已處於這個階段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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