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屆首爾翠雀花國際電影節（SLIFF）召開之際，加拿大華裔電影製片人兼導演李雲翔攜四部電影來南韓參加影展。然而，由於兩家南韓影院連續取消影院租賃，導致其最新作品《Mind Wave》只能在首爾市恩平區的一座教堂內放映。
李雲翔導演長期致力於製作反映社會重大問題的影視作品，並以犀利的風格和獨特的視角著稱。他執導的調查中國活摘器官的紀錄片《活摘》（Human Harvest）榮獲第74屆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又稱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2015年國際廣播電視協會AIB國際調查性紀錄片獎等多項國際大獎。長篇紀錄片《求救信》2018年在北美最大紀錄片電影節Hot Docs上全球首映，先後在英國劍橋電影節、美國亞特蘭大紀錄片電影節、紐約美國亞裔國際電影節、墨西哥城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等獲得十餘個觀眾選擇獎和評委會大獎。《沉默呼聲》在第28屆奧斯汀電影節（Austin Film Festival）榮獲「觀眾選擇獎」。此電影節是奧斯卡入選電影節（Oscar Qualifying Film Festivals），獲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認可，被譽為創作者的饗宴，是全美最大影視編劇的盛會。
2016年，李雲翔獲選加拿大「最傑出25位移民獎」（Canada’s Top 25 Immigrants），並獲得加拿大移民和公民部長的褒獎。
作為活躍在國際電影節的華裔導演，李雲翔接受了本報專訪，分享了自己成為導演的經歷、期間的心路歷程以及對電影被取消上映的感觸。
1. 您為甚麼選擇導演這個行業？
我從小非常喜歡電影，因為看電影的時候，電影會帶我到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時空，走進另外一個人的生命內心，那種內心深處的感動、那種視野的開拓，是一種奇妙的感覺。
很小的時候，我的父母就給我買了一台很小的DV，我就拿它來拍東西。當時，剪輯是非常困難的，需要購買專門的DV採集卡，放在電腦裏，有硬件的支持才能夠剪輯，軟件非常粗糙，但是這個過程給了我很大的樂趣。
長大之後，電影給我帶來更多的是一些感觸，這門藝術對人、對社會有重大的影響，有它的社會責任，所以我很想把我對電影的熱愛和這門藝術承載的社會功能結合起來。
同時，我有很多關注的社會議題，有很多話想講，但是我想表達並不一定有人想聽，尤其在很多媒體被各種利益所影響和控制的時候，人們又在很忙碌的生活當中自顧不暇，我這些話怎麼讓別人聽到呢？我就想到了要把它拍成電影，用一個個真摯的、感人的，有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讓人們看到。
2. 在眾多的議題當中，您選擇了中國人權問題作為主要的創作方向，請問為甚麼？
不同的創作者有不同的側重點，這無可厚非。對於我個人來講，因為我在中國出生和長大，後來出國讀書，留在了國外，我很自然地更加關注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人權狀況。
中國由於經濟飛速發展，幾乎已經成為與每一個國家都有關係的世界大國，無論是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人權問題已經遠遠超越了國界。中共為了防止很多不同的聲音，怕老百姓知道這些事情，利用商業利益或者其它一些手段，對國外的企業、政治人士，甚至包括媒體、學術界，進行各種影響和滲透。那麼，對不同國家的人們來講，中國人權問題，變成了一個良知和道義的選擇問題。如果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屈從於中共，做了一些違背良知和正義的事情，那麼也許在其它的事情上也會妥協。從這個角度上看，面對發生在中國的人權問題，其實已經是擺在了全世界各國政府、機構和民眾之前的一道良心選擇題。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議題非常值得關注。
即使是來南韓放映一部電影，我們就體會到了。（註：李雲翔導演為翠雀花電影節帶來的四部電影中，僅《Mind Wave》在首爾市恩平區的一座教堂內放映。）很多南韓的觀眾可能講，我也沒想看這部電影。但這已經不是問題的核心了。問題的核心是，不管你喜不喜歡看，因為中共的影響你已經看不到了。在南韓，南韓人要看一部電影需要一個外國的政府同意才行，已經是這個問題了。所以說更多的人應該站出來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關注自己國家的政府在這些良心選擇題面前是怎麼給出答案的。
3. 您的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請問您是如何讓不具備商業價值的人權問題等主題變得具有商業性？
有很多類型的影片是經久不衰、具有商業性的，比如說懸疑片、恐怖片、浪漫愛情片。因為幾乎沒有人在忙碌一天之後，回到家想「讓我們上一課吧」，人們都是想看影片放鬆一下。這是一個無可厚非的想法，所以電影娛樂性的本身是它商業化的一個主體。
但是人權方面的電影如果能夠真正把故事講好的話，也是有市場的。雖然可能做不到像動作片、恐怖片有這麼大的受眾，但是在很多人還是願意花一點時間看一部讓自己被感動的電影。所以如果人權故事能夠找到與觀眾心靈上的一種結合，就會具有商業性。因為不管人權事件是發生在北韓還是發生在中國，人對自由的渴望，在逆境當中對生存的嚮往，在真正的考驗面前，是良知佔了上風還是利益佔了上風，這種永恆不斷的話題是共通的。
我在這次翠雀花電影節中觀看了一部關於營救北韓人到南韓的影片。雖然我對北韓知之甚少，也沒有情感的連結，但是當逃跑的男主人公與母親身陷絕境，在攝氏零下三十幾度，很可能隨時被發現、活不下去的時候，媽媽跟他講說「你走吧」，這個孩子說，「要麼我背你走，要麼我們死在一起。」這跟語言、文化、背景、國籍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這是人之所以稱為人的共同東西。不管他是以甚麼背景被呈現出來的，人會被感動。即使在自由社會的人也會去想，「哇，我是不是可以視我所享有的自由為理所當然。」
因此，第一是找到這個故事的普世價值，與人類共同情感的連接，第二個是真正把這個故事講好，那麼，人權方面的故事應該更有市場。
4. 具體創作的時候，您是怎樣做的呢？
第一步，在選擇故事的時候，我會問自己這個問題，「這個故事到底甚麼方面打動了我？」導演是第一名觀眾，如果這個故事我聽完都甚麼感覺沒有，那我就很難把他講好。打動我的那一點，我要把他記住。因為很可能在經歷了長達幾年的拍攝、剪輯過程中，我會麻木，這時候我就要問自己「當初是甚麼打動了我？為甚麼打動了我？」這兩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是比較深奧的。因為真正打動了我的，絕不是一個同情的問題，一定要把更深的東西發掘出來，其實每一部影片的這個發掘過程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第二步，我會問自己，「用甚麼樣的方式表現它最合適？」因為電影作為一個博大精神的藝術門類，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用。你可以拍紀錄片，可以拍故事片。故事片的話，你可以拍真人秀（Live action），也可以拍動畫片（Animation）；真人秀有很多不同的風格，動畫片也可以選擇甚麼樣的動畫。
舉具體例子，我之前拍了一部反映中國孤兒的影片《布娃娃》（Rag Doll）。這部影片反映了在中國很多良心犯的孩子在父母遭受到拘禁，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情況下，不僅面臨著無家可歸的境遇，同時面臨著整個社會歧視的問題。我選擇用定格動畫，從一個布娃娃的視角來講這個故事。因為如果單純地講一個小孩子受苦的經歷，有的時候人們不太容易接受。
再比如《求救信》這部影片，我如果把它拍成故事片，觀眾們第一念就會想「這是編的吧」。如果把《沉默呼聲》拍成紀錄片，因為它很厚重，就缺少了很多能把人心抓住的娛樂成份。在不同的題材和藝術形式上，我覺得我們是找到了最合適的形式。
5. 在拍攝的過程中，您有沒有甚麼特別的經歷？
我所講述的這些故事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甚至有些故事是「真相比小說更離奇」（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 Mark Twain）。意思就是，有的時候真實的故事比虛構的故事還要更不可思議。所以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感動的瞬間。
我的紀錄片《求救信》講述了俄勒岡州普通女子凱斯（Julie Keith）2012年在Kmart超市購買了萬聖節裝飾品，兩年後才打開包裝盒，意外地發現了一封藏在裝飾品內的求救信。這封信竟是法輪功修煉者孫毅從八千公里之外的中國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秘密傳出的求救信。信中揭露了中共黑暗的勞教制度。
主人公孫毅在電影上映前驟然離世，醫院診斷他死於腎衰竭，親友要求解剖檢驗屍體遭到拒絕。
我通過《求救信》見到了作者孫毅。孫毅是一個經歷長時間酷刑折磨的人，但是他的意志並沒有被摧毀。他很平靜地好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樣，那份內心的平靜和他講述出來的故事本身的慘烈和驚心動魄給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拍攝的最後一天，我要趕飛機到南韓採訪另外一個人。我們很緊張地在街頭拍了最後一場，我把設備放在行李箱裏直奔機場，都沒有機會跟他說一句再見。我在車內揮揮手，他還站在街頭，穿著一件短的襯衫，肩有一點微駝，那麼祥和地看著我，揮揮手，然後汽車慢慢遠去，消失在視線裏，就此永別。我沒想到那就是最後一面。如果知道再見也不到了，我肯定會好好說幾句話。當時匆匆忙忙告別的瞬間一直在我腦海裏。
對於孫毅走了的這件事情，我很長時間很難接受。因為剪輯這部影片的幾個月時間，我每天打開電腦，他就在我的面前，給我講他的故事。拍電影期間，很多細節我是和孫毅反覆核實的，所以我有事兒沒事兒就在通訊軟件上面問他問題。有一次我在剪輯的時候還習慣性地打開通訊軟件想問他問題……那種感覺難以形容。
我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孫毅沒有看到這部影片。他從來沒有跟我說他要看這部影片，我當時想，我們全球首映的時候請他來，讓他看一看。而且當時我們在很積極地幫他辦加拿大簽證。結果，他沒有看到。
但是他可能有某種預感吧。在我最後一次採訪他的時候，這麼一個堅毅的人，整個看守所都知道他是經歷那麼大的折磨連叫一聲都不叫的人，在鏡頭前，他失聲痛哭。他就說了一句，「願好人一生平安」。
但是我想，他在黑暗當中，冒著生命危險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把故事講出來的。現在不管怎麼樣，他的故事伴隨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感動了無數的觀眾，他這種精神會留下來。
其實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不敢說有成就感，但是感到很欣慰，欣慰這些故事留下來了。哪怕是多少年之後，我們都不在了，人們也能看到這些故事，在屏幕上看到孫毅，就像當時我見到他一樣。對於一個故事講述者來講，夫復何求。
6. 您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接觸了這麼讓人悲傷的故事，是甚麼讓您堅持下來的？
我分享一個比較神奇的小故事。《沉默呼聲》裏面的主角最後臨面著上刑場的壓力，他已經被告知要被秘密槍斃。在創造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感到非常無所適從，因為我完全想像不到一個人面對死亡是甚麼狀態。
有一天，我就像發願一樣說，如果我能體會一下上刑場前一天那個心態該多好啊。講不清楚是甚麼樣的力量幫助了我，我當天晚上睡覺之前，突然就感受到了：那種故作鎮定的緊張，那種無所適從的惶恐，既不敢想、又不得不逼著自己去想，從家人會怎麼樣，到子彈打到身上的一刻是甚麼樣的感覺，一切的想法都來了。我那一刻深刻地感受到了這種感覺，然後我就想，「哎呀，我已經體會到了。這實在是太難受了，不管是甚麼力量給了我這個體會，請你還是收回去吧。」一瞬間，就停了。這個很奇妙的感受讓我覺得，可能在冥冥之中有某種力量在幫助我。
講這些故事，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主人公的一些不可思議的經歷。另一方面，講這些故事本身對我是一個昇華，我會真正地被這些主人公所打動和感動，也能夠有機會跟他們學習。我在海外面對再大的壓力，跟在中國大陸真正面臨生死考驗的人相比不值一提，所以他們這種精神，他們面對絕境的時候這種心態，是我可以永遠借鑑的力量的源泉。
此外，當一個人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用生命換來的經歷告訴你的時候，是一種信任，我希望對得起這份信任。
7. 在探索的過程中，您是否遇到過瓶頸？
創作的瓶頸，很大程度上受限於創作者對人生的理解。對人生的理解有很多時候是必須通過閱歷才能夠感悟到的，而我要講的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們都經歷了巨大的磨難，在其中他們展現出的堅毅的精神，單靠我自己的閱歷是很難理解的。我很榮幸地能夠接觸到這些既平凡又偉大的人物，他們毫無保留地給我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心路歷程，我能做的就是用心地去體會，忠實地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儘量不要讓自己的觀念、自己技能上的侷限影響了故事真實情感的傳遞，把每一個故事真正的核心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表達出來。
但是，作為任何一個藝術門類，基本功是表達的基礎，所以並不是說表現精神層面是第一位，技法是第二位，技法是一切的根本。當任何一個藝術門類失去技法要求的時候，這項藝術本身就已經開始墮落了。我只是說，制約創作的瓶頸往往不在技法上。
8. 做電影行業近20年了，您怎麼看目前的電影行業？電影行業是否有承擔起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給電影行業的創作者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同時也提供了很大的機遇。無論是AI的發展，還是電影拍攝製作等技術本身的發展，用日新月異來形容一點都不誇張。再往下發展下去，會給整個電影界帶來甚麼樣的影響，可能沒有一個人能很清晰地說明白。我覺得，很多人的感受都是，既有一種對未知的興奮，同時也有一種對未知的恐懼。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電影對商業化的考慮也越來越重。衡量一部電影成功與否，一個指標是是否得獎，另一個是商業票房。雖然承擔社會責任的影片一直都有，但是遠遠不夠。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資金、創作者能夠投入到製作反映社會現實的影片創作，讓電影這個有如此大的力量的藝術形式能夠承擔更多的社會功能。
9. 您對有志於反映重要社會問題的年輕導演有怎樣的建議？
首先，導演作為一個故事的講述者，要對如何敘事有比較深刻的理解，要對故事有高度的敏感性。講故事是一個看似很簡單，但是其實很複雜的事情。怎麼能夠把觀眾的心抓住、怎麼能夠讓人們願意看這個故事、怎麼能夠真正打動觀眾，同時又不讓講故事的技法成為一種干擾，這是學無止境的一件事情。
第二，導演是一名溝通者，因為電影不是個人的藝術，它是集體的創作，怎麼能夠跟所有的合作者清晰地表達一部作品的創作理念，導演需要和演員、攝影師、美術、配樂、剪輯等所有人合作。
第三，作為導演，要是一個很感恩的人。只有是一個很感恩的人，才能夠對這個社會充滿好奇，才能對人生如戲的這麼一個大舞台上所呈現的各種人物、各種事件保持著一份敬畏，才能夠很用心地、去真正地感受每一個生命的不容易。也只有這樣，創作的作品才能夠真正打動人。當你有機會去用鏡頭反映你所看到的這個世界的時候，是一件很令人感恩的事情。
電影藝術是一門讓人謙卑的藝術，越做越會發現自己對人生的理解是非常淺的。我一直很相信一個說法，就是人的品德、天賦和閱歷決定了一個人的藝術高度。天賦不是自己說了算的，但是品德和閱歷是自己可以去努力的。現在很多人對技術的追求、對自我表達的追求佔了上風，但是我認為藝術和藝術家應該承擔傳承文明、涵育道德的使命。所以如果能夠更加注重自己的修為，同時能夠勇敢地承擔起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可能創作這條路會越來越寬廣。
2025年5月30日，第5屆首爾翠雀花國際電影節（SLIFF）在首爾市汝矣島KBS大廳拉開帷幕。在「描繪自由」的主題下，通過電影呈現「正義、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而來自加拿大的幾位導演帶來的5部加拿大影片，因連續兩家南韓影院取消影院租賃未能全部上映。其中之一的是李雲翔導演的《沉默呼聲》。
10. 對於電影被取消，您有甚麼想法？
翠雀花電影節的主題緊緊圍繞 人權，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電影節。通過跟電影節的主要策劃人許（銀道）導演接觸，覺得他對人權事業有非常赤誠的一顆心，而且有一種堅韌不拔的毅力。做電影節本身就很難，做人權電影節是難上加難。通過這次（影院取消場館租賃），我們親身體驗到了他所面臨的壓力。
我來到南韓之後得知，我這次帶來的兩部影片都被取消放映了。我了解到，原定放映的劇院好像受到了南韓政府有關部門的一些壓力，就取消了上映。後來，主辦方很努力地找到了另外一家劇院，可是，在公布之後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內，劇院就單方面地、既沒有通知電影節也沒有通知我們這些來參加的導演，把所有包括我們兩部影片在內的、跟中國人權議題有關的影片都取消了。
據我所知，我們現在並沒有找到是中共直接干擾、影響的證據。但是，這些被撤銷的影片都是反映中國人權問題的，那麼我們有一個合理的推測，就是或者是中共直接施壓，或者是南韓有關部門自我審查。
這令我感到非常震驚。雖然中共對人權電影的干擾和影響是一直不間斷的，但是在南韓這樣一個民主國家，難道老百姓看甚麼樣的電影需要外國 政府來決定嗎？這對南韓這樣一個民主國家是一種羞辱。如果大韓民國的公民不能決定自己看一部甚麼電影，國家的尊嚴何在？民主自由的信念何在？所以這絕不簡簡單單是一個電影節和幾部電影的問題，是值得南韓所有的民眾站出來發聲的問題。因為中共今天可以阻止幾部影片的上映，明天就可以阻止一些新聞的公開，後天就可以影響南韓的國策，所以以小見大。
11. 您是否在其它國家遇到電影被取消上映的情況？最後是怎樣解決的？
我們曾經有一部影片在洛杉磯的影展上映，結束放映走出劇場時，影展負責人告訴我說，「你不知道啊，就在前幾天，來了兩個西裝革履的中國人，說：『我們是中國領事館來的，我們很想了解一下電影節有哪些中國影片？』」這個影展策劃人也很驚訝，這麼多年搞影展，沒見過哪個領事館的人過來。他就把中國影片都拿過來給這兩個人看，這兩個人看來看去然後就說了一句話，「有一部關於兩個大衛的影片怎麼這裏沒有啊？」
「兩個大衛的影片」是指我的另外一部紀錄片——《活摘》（Human Harvest），主人公是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這兩名加拿大人是調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先驅。
很明顯他們就是衝著這這部影片來的。這個影展的負責人不卑不亢地說了一句，「那是一部加拿大影片。」然後這兩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對視了一下，慢慢地站起來，甚麼也沒說就走了。
影展的負責人對我說，「大廳外面都是記者。當時我就想，如果他們還敢對我施壓的話，我就跑出去告訴所有的記者。他們（最後）甚麼也沒說。」
這不是一個巧妙回答和措辭的問題，而是兩個領事館的人看到了影展負責人的決心。
有的時候中共施壓，你看這個人很凶、很厲害，其實外強中乾。一個真正很強、很厲害的人，你還害怕別人放一部電影嗎？正因為他作賊心虛，他害怕，才因為這麼一件小事虛張聲勢。
如果受到干擾的人很有勇氣地跟他講一句，「感謝你們的關切。這是在南韓，南韓人有能力來決定自己要看甚麼、不看甚麼。」也許這個干擾就會消失遁形。
12. 未來您是否會考慮與南韓電影界人士合作創作揭露重大歷史事件的主題？
南韓電影界其實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南韓的很多電影觸及到了很深的社會議題，這展現了南韓電影人的勇敢以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從這個意義上講，南韓電影界並不需要國外導演的幫助去講南韓的故事。
反過來講，每一個社會有它需要面臨的問題，有的時候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參與，可能提供不同的視角。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我也非常希望能夠跟南韓電影界的前輩們、同仁們學習、交流，我會感到非常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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