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中共發布號稱「史上最嚴」禁酒令，明確公務活動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檔菜餚，不得提供香煙，不上酒。招商引資等特殊場合需「一事一審批」並報紀委備案。此舉從表面上看是對公款吃喝、鋪張浪費的整治。然而，禁酒令在執行過程中迅速異化為一場政治運動。在當局高壓推行與地方政府層層加碼下，一紙禁令演變為對體制內人員的全面管控。公務員工作、聚餐和社交活動都被納入管理，連下班後的私人行為都需向組織交代。禁令還波及非體制內群體，導致本就風雨飄搖的中國經濟和地方財政進一步惡化，加劇了社會信任危機。
從「禁酒」到「禁人」的政策「大躍進」
這並非中共首次整治吃喝行為。早在2012年底，中共就曾推出「中央八項規定」，針對公款消費、「三公」浪費展開整治，試圖通過限制高檔酒水、豪華宴請等官場行為，來打擊山頭文化、整頓地方勢力，鞏固中央集權。然而，各地對於這次新禁酒令的執行，將這一政策推向極端。
不但從限制「高檔酒水」升級為全面禁酒，覆蓋時間也從工作日擴展到下班後、周末、節假日，違者將面臨警告、記過、開除等嚴厲處罰。更誇張的是，部份省市還試點下班酒精檢測、承諾書、行為監控APP等手段，甚至連非體制內的律師群體也被納入管控。
河南信陽事件成為本次禁酒令推出的導火線。3月22日，當地10名官員聚餐飲酒，導致1人酒精中毒死亡。輿情發酵後，涉事官員被嚴懲，連紀檢部門也被追責。黨媒《新華社》大肆報道，要求深刻認識違規吃喝問題的政治危害，反對酒局飯局、圈子文化，釋放出強烈的政治訊號。
中央藉此將禁酒令作為整頓風紀、樹立權威的新抓手，開始大力推行。各地方政府則主動加碼禁酒措施，一些地方試行「同桌連坐」、「24小時禁酒」和「飯後流動抽查」，連晚間餐飲是否三人以上都需報備。禁酒令迅速覆蓋全國31省市，涉及體制內人員超過5,000萬。
禁酒令的執行過程呈現出典型政治運動特徵：缺乏明確邊界、層層加碼、形式主義氾濫，衍生出一系列荒誕現象。比如，武漢某國企禁止不同部門員工在公司食堂共同就餐；安徽某幹部吃火鍋被舉報「疑似違規聚餐」遭罰款；上海某國企試點吹氣檢測，酒精含量超0.02%即扣獎金。
基層公務員在社交場合人人自危，害怕被偷拍、舉報，同事間的正常交往被污名化。「禁人而非禁酒」的治理邏輯導致政策全面失控、信任危機蔓延。這種從工作場所到私人生活的全面管控，體現出當局對「忠誠性」的極端追求，卻忽略了其對社會經濟與民生帶來的衝擊。
經濟影響：多行業遭受衝擊、地方財政進一步惡化
中國經濟2022年以來本身就風雨飄搖，而禁酒令的極端化執行對多個行業的衰退更是推波助瀾。首當其衝的就是高度依賴體制內消費的白酒行業，尤其是高端白酒。作為中國官場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飛天茅台批發價跌破2,000元（人民幣，下同）、市值蒸發數千億元。
自5月18日「新禁酒令」發布至今，21家白酒上市公司中九成股價下跌，其中9家跌幅超過10%。根據酒業協會統計數據，2025年上半年，近六成白酒企業利潤下滑，超過四成零售商面臨現金流斷裂風險，20家A股上市公司存貨達到1683.89億元，庫存周期拉長至3.2個月。
其次是餐飲行業。由於高端宴請歷來由體制內消費主導。禁酒令實施後，高端餐廳業績暴跌，平均客流銳減43%，包桌預約退訂率飆升；星級酒店包間空蕩，服務員比客人還多，只好「捲地攤經濟」，靠賣盒飯自救。比如，廣州某五星級酒店推出「盒飯+夜啤」套餐，定價僅48元。
而中低端餐飲因此進入「連帶受損」模式，街邊小飯館客流腰斬，社區型店舖關停率超35%。禁酒令還改變了消費者就餐習慣，導致行業整體收入下滑，大量員工失業。
禁酒令的「外溢效應」還蔓延至代駕、會議旅遊行業。禁酒令全面禁止體制內人員的應酬需求，切斷了代駕行業的主要需求來源：酒後代駕。代駕訂單的銳減導致司機工作時間與收入大幅縮水，行業陷入停擺，大量司機轉行送外賣。
與此同時，會議產業作為旅遊業的重要組成部份，同樣受到重創。禁酒令禁止公職人員參與非必要會議、培訓，導致公職會議和商務活動需求驟減，廣州、三亞、杭州等地五星級酒店會議訂單被集中取消，大量高端旅遊資源被閒置，整個高端旅遊產業進入「休克狀態」。
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1–5月，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1.36萬億元，同比下降 8.3%，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1,281億元，同比下降11.9%。這表示地方財政深陷「土地財政失血」困境，急需地方增值稅、消費稅等收入進行補血。
白酒、餐飲和旅遊等行業都是地方政府稅基支柱，尤其是貴州、四川、江西等白酒重要產地，以及廣州、三亞、杭州等旅遊城市。禁酒令導致當地經濟活力被系統性削弱，稅收和就業雙雙大幅下滑，地方財政赤字擴大，債務償還壓力進一步加劇。
中央與地方博弈：一場制度性社會治理實驗
禁酒令的推行有著複雜的目的，既是政治騷，也是社會控制的手段。酒桌文化一直被視作權力尋租與山頭文化的載體，在經濟低迷、社會不滿加劇的背景下，禁酒令成為向公眾傳遞「節儉共渡難關」的姿態，也是當局試圖緩解民間情緒的低成本手段。
禁酒令並不會觸及腐敗根源。酒桌僅是尋租場景之一，禁酒後宴請改茶館、會所變民宿，權力尋租並未根除。從更深層次看，禁酒令更像是中央的集權工具，其與2012年的「習八條」一脈相承，旨在通過整頓地方勢力、打擊派系文化，鞏固中央權威。
禁酒令執行亂象的背後，是中央與地方權力博弈：中央強力推行、地方推波助瀾。中央的初衷是通過禁酒整肅山頭文化、強化中央集權，但地方卻借「防止拉幫結派」的說辭，將禁酒令作為為鞏固派系利益、邊緣化政敵的工具。誰更「鐵面無私」、誰更「忠誠」，成為政治競賽的指標，導致政策失控與信任危機蔓延。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不得不出面「滅火」。6月17日，黨媒《人民網》發文指責稱，在推進違規吃喝專項整治中，個別地方官員在執行時「層層加碼」，把「禁止違規吃喝」簡單等同於「禁止吃喝」，看似「積極作為」，實則是懶政思維下對政策的誤讀，是形式主義的變種。
兩天後，黨媒《新華社》繼續發文，強調整治違規吃喝不是一陣風，並指「公職人員24小時禁酒、聚餐控制三人以內、餐費必須AA」是對整治政策的歪曲解讀，必須予以警惕。文章稱違規吃喝並非無傷大雅的小事小節，而是關乎黨風政風的大事。表面看是一頓飯、一場酒，實質是貪腐問題的導火線。
儘管白酒行業受創、餐飲消費腰斬、地方財政吃緊，但在「政治效應優先於經濟成本」邏輯下，政策調整空間變得極為有限，禁酒令在實際執行中演化為一場制度性社會治理實驗，其波及範圍之廣、影響之深，早已超出原本的設定目標。
結語：當局陷入騎虎難下的政策困局
這場禁酒令風暴，從反腐敗擴展到社會控制，從公職整頓擴大到經濟管制，其邏輯與後果已脫離最初目標，暴露出中共「黨管一切」治理模式的致命缺陷。運動式的層層加碼導致政策失控，令本以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引發地方財政惡化和社會信任危機。
簡言之，禁酒令已成為一場對體制彈性、社會容忍度和經濟承受力的壓力測試。而當局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局，若繼續高壓推行，經濟崩塌、信任斷裂與體制士氣崩潰將進一步加劇；若撤回禁酒令，則被視為政策失敗、中央妥協，權威動搖。這回算是自己給自己挖了個坑。#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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