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共有14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分別是：陸定一、習仲勳、陶鑄、張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丁關根、劉雲山、劉奇葆、黃明坤、李書磊。
其中任期最短的是朱厚澤，僅一年半（1985年8月至1987年1月）。為甚麼朱厚澤成了中共建政76年來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長？
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僅要看朱厚澤當中宣部長期間的經歷，還要看他當中宣部長之前的經歷和被免中宣部長之後的經歷，並與中共政局變化聯繫起來看，方可得出比較平實的結論。
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八個原因：
第一，最直接原因是他提倡「三寬」
朱厚澤當中宣部長後，提出了著名的「三寬政策」，即「寬厚、寬容和寬鬆」。
1986年7月，中共文化部召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請朱厚澤講話。朱厚澤說：
「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慌慌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恐怕不僅是思想文化的發展，其它方面要發展也是難以想像的。」
「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人，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完全鋼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而社會生活中的衝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面來。保持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於抗『衝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朱厚澤的「三寬」一出，立即在支持改革開放的領導幹部和知識份子中產生強烈反響。
1986年7月-12月，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思想文化界最活躍的一個時期，從新聞界到學術界到政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提法層出不窮。
到了1986年12月5日，安徽合肥發生大學生「要求民主選舉」的遊行，由此引發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全國性學潮。
對於這次學潮，鄧小平等中共元老非常震怒。鄧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是導致學潮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6年1月，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胡耀邦被趕下台。
中宣部長朱厚澤是胡耀邦的重要助手之一，與胡的言行高度一致。胡耀邦挨批，朱厚澤也被殃及。
鄧力群認為：「由於『三寬』方針，導致和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論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三寬」是讓「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
胡耀邦1月16日正式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朱厚澤1月28日被免中宣部長職務。
第二，與中央主管意識形態領導的「左」傾思想格格不入
1985年6月上旬，中央書記處會議基本確定由朱厚澤接替鄧力群任中宣部長後，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6月26日親赴貴州，找朱厚澤談話。
胡啟立說：「中央要讓你做宣傳部長，我們將來要共事，我得先來找你聊一聊呀。」
朱厚澤推辭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哪有像我這樣的人當中宣部長啊？要麼是老革命，經驗豐富，老資格的，要麼是學問很高的。」
胡啟立說：「你怎麼這樣看問題呢？現在新老交替，老幹部要退下去，年齡大的要退下來，這是自然規律。另外，中宣部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部門，不能光叫搞意識形態的人來當，不能光是從原來寫文章、搞理論、管報紙刊物這樣人當中來選擇，要找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才行。」
朱厚澤說：「這樣的人有嘛，任仲夷不是現成的擺在那裏嗎？他是老革命，非常有經驗，而且思想理論水平又那麼高，那不是很好嗎？」
胡啟立說：「任仲夷年歲大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朱厚澤說：「年紀輕的也有嘛，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就很合適。」
胡啟立不說話，朱厚澤不知其故。到北京以後才知道，當時，中共元老陳雲等人要倒胡耀邦，就借晉江假藥案來整胡耀邦提拔的項南，陳雲已批示以中紀委的名義處分項南。胡啟立知道情況，不便向朱厚澤說出。
最後，朱厚澤懇請胡啟立向中央報告自己難就此任的意見。
胡啟立表示：「我一定按你的原話向中央報告，但你要做好準備，你跑不掉，已經定了，就這樣。」
朱厚澤為甚麼反覆推辭？因為朱厚澤本人思想是比較開明的。他知道，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中央書記處書記書記鄧力群，思想都比較左。胡、鄧二人被稱為「左王」。在朱厚澤看來，在胡、鄧手下當中宣部長，一個字：難。
朱厚澤說，當他準備到北京就職時，貴州有人認為他是「陞官」，他卻認為自己是「跳火坑」。
第三，反對思想壟斷 提倡思想自由
朱厚澤一生三次挨整：第一次是1965年四清運動時，被開除黨籍、下放勞動，直到1978年才平反；第二次是1987年因倡導「三寬」被免中宣部長職務；第三次是1989年因支持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被免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務，被迫提前退休。
朱厚澤對中共當政後長期搞「一言堂」、「壟斷真理」導致的惡果有深切體會。他退休後曾講：
「不允許把不同意見當作可以討論爭論的東西，不允許在平等的意義上去探討，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那就是誰掌權誰就是天經地義地百分之百正確，隨便說個甚麼話，也就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都要接上那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譜系。你看我們黨的章程上羅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疊羅漢的遊戲？荒唐嘛！這就阻礙了真正的理論進步，因為這等於說最高真理的發明權和解釋權永遠在最高當權者手裏。只要有不同意見，或者想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探討，就變成了『反』的一面，這樣的結果多可怕？」
晚年，朱厚澤倡導思想自由，而且是不加任何限制的徹底的思想自由。他說：
「我為甚麼說（思想自由）不能有任何前提呢？憲法總得有啊，你總不能說你思想自由連憲法都不管吧？就是連憲法都不管！思想自由是不受憲法管的，因為包括對憲法的討論、批評和批判在內都是自由的。它就這麼個問題，這個問題非說到底不可，不說到底就要出事！憲法你不能不遵守吧？但是作為思想言論自由來講，它不僅可以違背你的憲法，而且可以直接批判你的憲法，要求你憲法甚麼要改，這是完全自由的。否則就不能叫作思想自由。」
第四，反對「國家主義」
1999年，朱厚澤在他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講，我們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我們這個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後，用國家把社會「吃」掉了，「國家」把「社會」吞沒了，一切都聽命於官方，聽命於官員！從幼兒園管到火葬場……人已經死了，我們的政府還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後輩。在談到他（她）的後代的時候，還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甚麼人，真是荒唐之極。總之，國家代替一切。
用政權控制社會，而把社會自身的發育和成長給弄掉了。在用國家來代替社會的過程中，這個國家的政權從產生、授權，一直到它的運行過程，到它權力行使的監督，有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授權都不民主，權力的運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履行，權力運行的結果缺乏有力的監督。
他認為，「社會的問題主要由社會自身去解決，也就是由各種類型和各個層次的社會群體自己去解決，而不是由國家包辦。」
第五，反對權貴資本主義
2009年3月，在紀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澤寫道：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光搞經濟體制不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現在名義上是搞國家富強，實際是壓榨老百姓。我們看得出來，確實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應當承認，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這不僅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經濟建設裏邊究竟是按甚麼路線搞？都很值得研究。」
「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處嘛！」
第六，反對「黨文化」
晚年，朱厚澤把「黨文化」和「啟蒙」作為一組對立物來研究。「對啟蒙來說甚麼最重要？個性的解放、個性的獨立是最重要的。」「而『黨文化』呢？講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謂集體主義，鐵的紀律；說到底，就是以多數人的名義實現少數人的統治。」
他認為，「黨文化」形成於延安整風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是啟蒙運動的終結。因為「黨文化」從整體上消滅了個性和自由，把中國人全都控制起來了。他說：
「當初，大家都以為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到來了，換新天嘛，包括我們那些老作家、老知識份子。他們歡呼雀躍，高興得不得了，結果追求來是甚麼東西呢？是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爭取科學的結束！」「一切自由的、有個性的東西都完了。」
「從辛亥革命到今天，我們轉了一圈，又轉回到了專制的起點，而且這個專制超過任何一個朝代，其控制的嚴酷前無古人，其對思想的鉗制超過歷代，相比之下，過去那些文字獄算不得甚麼。」
朱厚澤對「黨文化」深惡痛絕。他說：
「黨文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它無孔不入，無所不在，非常墮落，十分醜惡。它能夠形成四面八方的滲透力量，而我們還不得不容忍這個東西。所以它是一個無恥的文化，絕無任何羞恥。人們對這種邪惡估計不足是不行的，這些人到處冠冕堂皇地表演，實際上卻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第七，認同普世價值
2008年，中國出現關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的爭論。朱厚澤在他的文章寫道：
「一些人站出來，要對普世價值觀加以討伐、加以批判。我們官方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也在正式的院報上發話了，也在批普世價值。他們有個說法，就是強調甚麼『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這是不是對普世價值作回答呀？為這件事，我們一些老幹部一起議論過。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讓步，就是要旗幟鮮明！」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
普世價值是甚麼呢？朱厚澤在他的文章中說：
「回過頭來觀察20世紀人類的足跡，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五個一般』：第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第二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第三個是公民社會一般，第四個是現代科學技術一般，第五個一般是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這麼一種當代的人文精神。」
第八，重視還歷史真相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回憶朱厚澤時講：「他多次說，要還歷史真相，要留下真實的歷史。他對我說：『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地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失去記憶、忘記歷史的國家，不能不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
結語
中共一直主張「黨性高於一切」。甚麼叫「黨性高於一切」？就是黨說白的是黑的，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少先隊員都必須跟著說白的是黑的；反之亦然。
但是，朱厚澤不同意這個觀念。他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寫道：「試問：一個人連人性都沒有，還談甚麼黨性？」
以「人性」為重，或許這正是朱厚澤為中共所不容、成為中共史上任期最短中宣部長的思想根源所在。#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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