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複雜局面，正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共政府對經濟數據的嚴格控制，重要數據接連藏「黑箱」，使得外界難以窺探其真實面貌，但這並未能阻擋專業機構透過蛛絲馬跡，揭示出其疲弱的本質。
數據的「遮羞布」在遮誰的醜？
近年來，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越發明顯：中共政府正在將越來越多的經濟數據藏入「黑箱」。例如，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2024年8月19日調整資訊披露機制，停止公布每日淨買賣量等數據，變相斷絕了經香港投資中國股市的外來資金流向資料，因此無法計算外資進出中國的情況。
在2024年6月，中國16至24歲青年調查失業率為21.3%，這是有該項統計數據以來的最高值，隨後官方停止發布該項數據。數個月後，官方修改了統計方法，以「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的名稱發布。
除了青年失業率，中共當局藏入「黑箱」以及不斷限制和縮減披露範圍的還有土地銷售、外匯資產、債券交易、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死亡人數、學術資料、高官履歷等資訊。
上百項統計數據停止發布，令外部世界難以準確評估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真實健康狀況。這種做法，與其說是為了「統計方式調整」，不如說是中共為了掩蓋經濟下行、信心動搖的嚴峻現實，自遮其羞。
然而，數據上的「遮羞布」並不能完全遮蓋住事實。國際金融機構正被迫自行尋找替代指標，以期洞察迷霧中的中國經濟。例如，高盛納入了各種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調查中的就業分項指標，以及中國失業保險基金的支出（失業人員可以申領）等統計數據。這些替代指標取代了中國最大的線上招募平台之一已停止使用的薪資數據，以及中共央行發布的有關家庭收入和信心調查結果。
高盛編製的替代指標顯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平均薪資年增3.9%，為疫情期間以外的歷史最低增幅，且低於官方數據約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直接導致了消費能力的下降和消費意願的低迷。
「輸血式」的刺激消費效果有限
薪資增長乏力，最直接的現象便是內需的萎縮。自2023年初結束嚴苛的「清零」防疫封鎖政策後，人們曾普遍期待經濟能迎來強勁復甦。然而，現實卻是經濟擴張「呈下降趨勢」。數據表明，薪資增長乏力可能會對今年下半年的消費增長造成阻力。
儘管中共政府採取了如購買智能手機、家電和汽車補貼等刺激零售的措施，但這種「輸血式」的刺激效果有限，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居民收入預期不穩、就業市場疲弱的問題。當人們的收入預期不穩定、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時，消費意願自然會受到抑制。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薪資疲弱直接導致內需不足，預示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將持續面臨挑戰。
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私人企業平均年薪僅年增1.7%，進一步證實了這種普遍性的薪資增長乏力。
無法承受之重：家庭債務「爆煲」
比薪資疲弱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家庭債務的急劇膨脹。中國家庭債務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2006年的不到11%飆升至如今的60%以上。這一驚人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源於過去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繁榮以及政府對借貸的隱性鼓勵。
家庭債務的激增，正將大量中國家庭推向違約邊緣。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可能有2,500萬至3,400萬人處於債務違約狀態。如果加上那些僅僅拖欠還款的人，總數可能高達6,100萬至8,300萬，佔中國1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5%至7%。更令人警惕的是，這些數字是5年前的兩倍。在就業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的背景下，情況可能只會繼續惡化。
房地產市場是家庭債務危機的核心。許多購房者在高位入市，如今卻面臨樓價下跌、爛尾樓，甚至無力償還抵押貸款的困境。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去年列入拍賣名單的止贖住宅數量為36.6萬套，略高於2023年的36.4萬套。雖然監管機構對強行收回個人主要房產持謹慎態度，擔心引發公眾抗議，但這並不意味著問題消失，反而可能讓風險在銀行體系中累積。
對於那些無法償還貸款的家庭來說，其經歷是毀滅性的。許多人因債務纏身而導致家庭破裂，精神壓力巨大，甚至出現自殺傾向。社會上湧現出將破產故事拍成短片博取關注的現象，這無疑是中國社會困境的一種扭曲寫照。
有觀點認為，中國家庭擁有充足的儲蓄來緩衝風險。但對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高儲蓄並非是用於消費的「閑錢」，更多是基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高昂的教育、醫療和養老成本，以及對失業的恐懼，使得他們不得不進行預防性儲蓄。在經濟下行、收入預期不穩的當下，即使有部份儲蓄，人們也更傾向於「捂緊錢袋子」，而非大膽消費。富裕階層的巨額儲蓄，掩蓋了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捉襟見肘的窘境。因此，這種畸形的高儲蓄率，反而成為了消費疲弱的側面印證。
為何中共政府遲遲不願「救助」？
面對日益嚴重的家庭債務危機，中共政府的應對顯得遲緩且充滿顧慮。中國目前還沒有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法，雖然深圳已於2021年3月1日實施了《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但官方異常謹慎，法院受理率極低。或許官方擔憂，一項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法可能意味著對人們的縱容。但這不僅忽視了經濟下行和政策失誤的責任，更暴露了中共政府在危機面前將風險轉嫁給個體，卻不願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和風險分擔機制的本質。
在西方國家，完善的個人破產制度為債務人提供了「重新開始」的機會，有助於社會活力的恢復。而中國缺乏此類立法，導致網絡高利貸者滋生，他們向絕望的違約者提供高息貸款，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困境。政府對催債行業亂象的監管也顯得蒼白無力，威脅和侵擾行為依然普遍存在。
中國經濟的未來，並非僅僅是宏觀經濟數據的增減。它關乎千千萬萬中國家庭的生計、夢想和希望。當政府將經濟數據藏入黑箱，當薪資增長停滯，當家庭債務如巨石般壓在民眾心頭，當個體在債務泥潭中掙扎卻無處尋求有效救助時，社會信任和經濟活力都將遭到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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