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危機蔓延拖累各產業，官方又不斷以「監管」、「配合調查」等名義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控制，3個月內4位知名民營企業老闆跳樓自盡，這在中國現代企業史是罕見的。在中共1949年剛建政的時候搞「公私合營」，很多民企老闆跳樓。難道，歷史又一次輪迴？
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實際上中共始終敵視民營企業，近年來被打擊的對象也都是民營企業。而一些民企外衣的企業，卻是中共軍工鏈條中的一環。那麼，中共是如何利用民營企業和有怎麼樣的戰略圖謀？
民營企業家沒有人能逃避中共的「監管」風暴
7月27日，居然智家（前身為「居然之家」）實際控制人、董事長兼CEO汪林朋在家中身亡的傳言震動商界，此時距離他結束3個月的官方調查僅過去4天時間。7月28日晚間，居然智家對外發布公告證實了上述消息。
汪林朋在家居業是傳奇人物。1998年，中國房地產相關行業進入高速發展期。1999年，汪林朋到北京居然之家工作，正式進入家居流通業。到2015年，居然之家已發展成全國性連鎖品牌，年營收突破百億元人民幣。汪林朋也被業界譽為「家居零售教父」，獲評中國傢私行業十大風雲人物獎，個人財富達到125億元人民幣，登上胡潤全球富豪榜。2024年底，居然之家宣布邁向「智能時代」，公司證券簡稱變更為「居然智家」。現在，汪林朋結束了生命，留下無數感慨和謎團。
無獨有偶，汪林朋是11天內第2位身故的家居行業老闆。而且從4月16日到7月27日，有4名知名的企業創辦人在50歲左右的壯年之際，卻以十分慘烈的非正常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分別是：紹興金點子紡織公司創辦人畢光鈞、杭州西子電梯董事長劉文超、廣東靚家居創辦人曾育周，以及汪林朋。
另有不完全統計，2025年初至今，已有至少15家A股上市公司公告實控人或高管被官方實施留置調查。
這樣的情景，在中國現代企業史上十分罕見。
翻看歷史資料，在1951年，剛剛建政不久的中共發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為推出的「公私合營」政策打下了基礎。「公私合營」1953年起逐步推進，1955年至1956年進入高潮，造成了民營企業家群體的精神與經濟雙重災難，部份人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其「被合營」的命運。其中包括跳樓、服毒、割腕等方式自盡的案例，這並非個別現象。這是中共建政初期打擊資本階層、徹底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一個慘烈但被長期掩蓋的歷史片段。
中共始終敵視民營企業
民營經濟即使做得再大，但在中國的土地上，法律都是中共的法律，經濟也是中共的經濟。
中共建政後，中國民營經濟從零開始，到如今有許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民營企業如今在中國經濟中的比例，有「56789」之說，即：政府稅收50%以上由民營企業繳納；投資60%來自民營企業；發明專利70%出自民營企業；城鎮80%就業由民營企業解決；中國90%以上的企業是民營企業。
從中共的歷史也可以看到，中共從來都對私有產權保持高度警惕。這種警惕不僅體現在政策層面，更滲透到整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體系之中。在中共看來，私有產權意味著個人對資源的掌控，衝擊現有的極權統治。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中共長期以來採取了一系列手段，不僅嚴格限制外資在關鍵行業的進入，還對民營企業進行高壓監管，以確保它們不會成長到足以挑戰官方權威的程度。同時，中共深知意識形態鬥爭的關鍵性，因此對輿論、教育、文化等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滲透和控制，確保「紅色基因」不會被削弱。
因此，中共從內心還是偏愛所謂的國有企業，那是它的「親兒子」。國企不僅聽話、服從命令，還能承擔政策性任務，為黨政高層輸送利益，維持統治穩定。而民營企業呢？雖然能創造財富、提供就業，但在中共眼裏始終是「不安定因素」，只是一個「工具人」，有用的時候就拿出來安撫一下，一旦做大了就容易「尾大不掉」，甚至挑戰它的權威。
就好像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在2015年達沃斯論壇上所說的「只和政府談戀愛，但不結婚」，是不可能實現的。最終螞蟻集團的人脈和金脈被披露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響，嚇到了中共高層。於是中共翻臉不認人，並下重手打擊阿里巴巴集團和螞蟻集團。
因此，中共過去幾十年裏，一方面利用民營企業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不斷收緊控制，讓它們無法真正擺脫中共系統性的束縛。如今，隨著中國經濟下行，中共的真實面目昭然若揭，最終的目標就是讓「親兒子」國企穩坐江山，而作為「工具人」的民企，要麼乖乖聽話，要麼被邊緣化甚至被清算。
聽話的「工具人」 中共的戰略圖謀
中共長期推行「軍民融合」戰略，意在推動軍事科技向民營企業滲透，反之亦然，形成龐大的軍工供應鏈。其中不少企業通過在香港上市，獲取境外融資支持軍事項目。例如，所謂的「100%由員工持有的民營企業」的華為，因不想披露複雜的股權結構而堅持不上市。華為因涉嫌違反美國出口管制與從事間諜行為，自2019年被列入實體清單，全球供應鏈受限，手機業務嚴重萎縮。
因此，中共利用「軍民融合」，通過政策引導、資本介入和制度安排，使大量企業在不透明的機制下為軍工系統服務。科技企業尤其被用作軍事技術外判平台，從晶片、人工智能到遙感衛星，無不在為中共的軍事發展出力。這種模糊民用與軍用邊界的模式，既為其軍事擴張提供掩護，也加劇了外界對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非純商業屬性」的警惕。與此同時，中共一邊強調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一邊不斷輸出「一帶一路」、高科技標準和安全協議，意圖打造以中共為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種以民促軍、以商擴權的雙軌策略，表明中共藉助民營企業體系，挑選出聽話的「工具人」，不只是謀求經濟利益，更是在悄然推進其全球地緣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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