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策下的產能過剩帶來一系列問題，不僅驅動了殘酷的價格戰，加劇中國人的失業，還促使各國紛紛抵制中國產品傾銷。專家指出，中共政策模式的致命缺陷是難以克服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中國經濟研究員李其（Lizzi C. Lee）近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文指出，中國產能過剩的趨勢傳統上被歸咎於其經濟的根本性錯配。與其它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共政府對製造業和基礎設施的補貼和投資異常高，而中國的家庭消費佔GDP比重卻異常低。

但李其在文章中說，真正的挑戰並非在於疲弱的國內需求或過度的國家補貼，而在於供應量異常激增，且看似無法控制。她表示，中國產能過剩的根源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績效與晉陞體制」。在中共官僚體制中，地方官員的表現主要根據他們實現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增加稅收的能力來評估。但中國最大的單一稅種——增值稅（VAT），是由中央政府和商品或服務生產地（而非消費地）的地方政府平分。由於稅收系統根據生產地分配稅收收入，因此激勵地方官員擴大工業基地。

中共地方官員試圖儘可能地保留產業鏈的上下游活動，以擴大稅基。相比之下，美國稅法將企業稅基的很大一部份分配到企業的客戶所在地，而不是生產地，因此稅基在各轄區間分布更均勻。中國稅收體制的這一特點解釋了中國「全棧式」產業集群的激增，即將一個產業的所有關鍵部份集中在一個地方，比如電動車組裝線靠近電池生產設施。

李其說，這種體制有效地鼓勵省市官員像產業投資者或風險投資家一樣行事，為地方企業注資。2021年，北京發布了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將電動車、太陽能板和電池指定為「戰略新興產業」。在這之後，每個省份都千篇一律地承諾在相同產業中打造相同的集群，導致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中共的這種稅收和補貼政策鼓勵地方政府追求大規模生產，而不是根據本地優勢選擇特定產業。

在過去三十年的大部份時間裏，這種複製黏貼式體制背後的官僚激勵機制，因房地產在中共政治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而有所減弱。由於政府可將土地租賃給開發商，地方政府依賴土地銷售來提供三分之一或更多的預算，這意味著他們不必單一專注於吸引工業投資。土地開發是地方收入和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在2021-22年，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在這之後，開發商一個接一個陷入債務違約。地方政府從土地銷售中獲得的收入驟減。地方政府發現自己無法填補收入缺口。在財政空間高度受限的情況下，擴大工業產能成為地方官員保增長、創造就業並擴大稅基的唯一可靠槓桿。

產能過剩引發了殘酷的價格戰。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低迷的利潤率所帶來的影響會蔓延到勞動力市場，企業凍結薪資或裁員。這反過來又抑制了家庭收入增長和消費需求。如此一來，產能過剩就不僅僅是一個行業問題了：它拖累了中國整體經濟，使其陷入利潤低迷、投資疲弱、就業增長乏力和需求持續疲弱的惡性循環。李其說，如果不進行重大改革，中國在試圖進一步提升價值鏈、進軍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等先進領域時，可能會重蹈覆轍，甚至可能對其經濟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地方政府不願讓那些重複或無利可圖的企業退出市場，因為即使是虧損的企業，也會通過增值稅、工資稅和強制性社保繳款為地方財政貢獻。這有助於解釋為甚麼地方政府會扶持那些至少在帳面上虧損的企業：一家倒閉的工廠仍然僱用工人，從而繳納與勞動相關的稅款和社會保障金；它仍然購買投入品，從而產生增值稅；它仍然會增加對幹部考核至關重要的工業產出統計數據。換句話說，虧損企業仍然具有財政價值，不是因為它們能創造利潤，而是因為它們能創造稅收。

如果企業、金融家和地方官員都在體制內行事，而最終導致產能過剩，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改變體制。但到目前為止，中共尚未做出任何能夠改變地方官員行為的改革。

在中國，殘酷的價格戰在電動車產業引發了空前的洗牌潮。威馬、高合、極越和哪咤等新勢力品牌接連倒閉，而這一切的發生並未能讓該行業競爭對手之間的激烈廝殺停止。今年7月，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將「治理無序低價競爭」列為政策重點。近幾個月來，北京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警告汽車行業領導人不要發動價格戰，並發布了指導意見，敦促地方政府減少補貼並消除過剩產能。

經濟學家和產業專家懷疑這些措施能否迅速解決問題。不改變中國模式的致命缺陷，中共似乎沒有簡單的方法來消除產能過剩的問題。

儘管中共監管機構要求汽車製造商停止價格戰，但路透社援引AlixPartners亞洲汽車業務負責人戴爾（Stephen Dyer）的話說，價格戰可能會持續下去。商家會通過保險補貼和零利率融資等「隱性」因素來吸引消費者，而非直接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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