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和劉曉波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運個體。劉曉波一直都是公共知識份子，而黎智英長久以來都被視為「商家、傳媒大享」但即使是傳媒的身份在早年香港輿論中都是「商業導向、小報、違反新聞倫理」的象徵。《黎智英傳》也介紹早年黎智英沒有文化不愛讀書，是後來在美國遇到貴人知點才開始要看書。
但兩個又都非常巧合捲入了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一場政治事件，就是1989的六四天安門學運。劉曉波因為積極參加學運，甚至成為當時的「天安門四君子」絕食，名震一時，其後也因此被中共拘捕，視為操縱學運的「幕後黑手」。也因此一躍由學術知識份子的身份變成踴躍關心政治的「異見人士」。後來多次發表國事建言改革方針，也多次被當局以「擾亂公共秩序」為名拘捕。
黎智英內地出生，家境貧窮，本來是是因為嚮往香港的物質豐饒而想大逃港，曾經一度在他心目中，自由就是「吃到一塊朱古力」，成功的標準也是吃一頓飽飽的飯。一直以物質生活為追求的黎智英，甚至一度成為製衣界的大佬，開創佐丹奴品牌，但因為1989年天安門學運，他忽然覺醒，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感動，覺得自己有責任聲援支持。所以他印製了學運領袖肖像的T-shirt，甚至印上了「小平請你下台」的字句，也因此而把志趣由單純的商業賺錢生意，變為可以改變中國、引入自由價值的傳媒事業。
可以說，黎劉兩人的命運，都因為89年64事件而產生巨大轉變，也奇妙的連結在一起。
劉曉波後來發起《08憲章》運動，呼籲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這些本來都是憲法保障的人民正當權利結果當人民呼籲行使相關權利時，卻變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也因此告知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就是一個擺設和笑話，人民信以為真便成為階下囚。
黎智英辦報刊《蘋果日報》便是行使了基本法賦予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即使許多時候人們不滿《蘋果》的報道風格和手法，但無疑都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保障內容。但當命運來到2014和2019年兩場香港重要的政治運動，黎智英的傳媒力量和義無反顧的支持運動的態度，成為政權眼中釘，視為煽動市民的幕後黑手，再加上黎智英的國際人脈，多次和美國政要的接觸、要求介入香港事務，都令北京無法容忍。就這樣，一部《國安法》打壓下來，甚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就和劉曉波信以為真的《憲法》保障一樣，蕩然無存、化為烏有。
劉曉波被捕、黎智英不單被捕更連報業王國都被封禁清除，兩個人的命運又再詭異地連結在一起。
劉曉波一直都以平和心態面對國家不公平的鎮壓，甚至在最後自白時留下一句「我沒有敵人」的宣言，讓人見證知識份子的胸懷。
黎智英則明明有多次機會離開香港、避開秦禍，卻偏偏選擇留下，因為他認為自己要反饋這個給予他一切的香港社會。
兩個人的態度卻許多人眼中可能是書生氣得可笑，但同時卻也悲壯得可敬。
最諷刺的是，劉曉波留下一句名言﹕「希望自己是中國最後一名以言入罪的人」，然後2025年的黎智英在鐵窗遙遙對照，嘆君願望落空了。
對香港而言，由劉曉波到黎智英，是一個甚麼樣的變化呢？劉曉波判刑時，香港報章留下同情甚至批評的社論，諸如「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勿讓劉曉波悲劇重演」，甚至香港社會能上演聲援劉曉波、哀悼劉曉波死亡的集會。但今天，黎智英案件判刑，輿論眾聲同調譴責為法庭判決讚好，即使最溫和的「知識份子」報刊也要用上「權力須有邊界，第四權不例外」的標題來附和不公的審訊。
俱往矣，昔日尚有香港為劉曉波鳴冤還其清白，今日還有誰人可為黎智英評定功過？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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