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0日，美國科技巨頭Meta對外公布，以20億美元對價完成對人工智能初創企業Manus的全資收購。這是自Meta成立以來的第三大併購案，僅次於WhatsApp和Scale AI，此時距Manus轉型AI領域尚不足三年。然而僅過了一周，中共商務部就宣布，將對Manus收購案涉及的技術出口管制、對外投資等開展全面審查，此舉頓時將Manus推上風口浪尖。
Manus是一家具有中國背景的AI初創公司，創辦人肖弘和早期合夥人均來自華中科技大學。2025年3月，公司推出「Manus AI agent」（AI 智慧體），上線後迅速在國內外走紅，被認為是全球能自主理解、規劃並執行複雜任務的通用AI agent代表性產品之一，體驗碼一度被爆炒至數萬元。
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6月，Manus宣布將總部從武漢遷移至新加坡，設立新的營運主體Butterfly Effect Pte Ltd。將中國團隊規模從120人削減至40人，並全部轉移至新加坡。同時，清空中國社交帳號（微博、小紅書等）、官網對中國IP遮罩，停止國內服務推進（與阿里通義合作）。
Manus這樣操作的背後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迅速完成國際融資。第二、儘快走向世界，並融入全球生態。
2025年4月，Manus宣布完成7,500萬美元B輪融資，領投方為矽谷頂級風投機構Benchmark Capital。在美國持續收緊對中國敏感技術領域投資審查的背景下，只有通過與中國進行切割，淡化企業的國籍屬性，才能降低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運作過程中遭遇地緣審查的風險。
2025年，美國進一步升級對中國AI、集成電路等前沿科技行業的管控措施，其中一項核心機制就是俗稱的「反向CFIUS」規則。這項規則於2025年1月2日正式生效，旨在限制美國資本間接支持「受關注國家」（中國、伊朗、俄羅斯）開發敏感技術領域，防止對手發展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科技。
這使得美國頂級創投機構難以繼續投資中國AI／晶片初創企業，許多交易被迫轉向新加坡架構或完全放棄，導致眾多中國背景科技初創企業陷入兩難困境：既渴望獲取美元資金與國際市場通道，又因企業出身可能觸發美方安全審查紅線。因此，Manus不得不嘗試採用「迂迴出海」模式尋求突破。
Manus高度依賴Anthropic的Claude系列模型作為核心推理引擎，而Anthropic從2025年開始收緊對中國大陸的訪問政策，不僅僅地域封鎖，還明確禁止多數股權或控制權屬於中國實體的公司／組織使用Claude服務，哪怕這些公司在新加坡、美國等地註冊。
在中國大陸直接使用原版Claude基本上不可能，這也導致Manus在國內營運時面臨根本性矛盾：名義上Manus被宣傳為「中國造的全球首款通用AI Agent」，但其核心智慧則需要依賴Claude進行驅動。為了合法、穩定地繼續調用Claude API，Manus只能將辦公地點和核心技術遷往新加坡。
中國創投環境的惡化
近些年來，中國獨角獸企業的新增數量越來越少。根據全球獨角獸企業觀察報告的資料，中國獨角獸企業新增數量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從2021年的高峰（140+）快速回落，到2024—2025年降至近十年最低水準（18—22家），下降幅度超過80%—85%。
而在同一時期，美國獨角獸企業的新增數量始終顯著高於中國。儘管2023年受加息影響出現明顯降溫，但新增企業數量仍保持連續性。進入2024年，伴隨人工智能產業鏈的快速擴張，新增企業數量出現結構性回升。到2025年，美國年度新增獨角獸數量已達到中國的4—5倍以上。
獨角獸企業是風險投資領域的一個專業術語，指的是那些估值達到或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初創企業，通常成立時間不超過10年，其核心是「高成長+高估值+未上市」。它代表一種新的經濟現象和創新能力，通常擁有顛覆式創新技術或商業模式，是衡量創業生態是否健康的關鍵指標。
獨角獸企業能重塑行業規則、改變使用者生活方式，實現爆發式規模擴張，但其早期融資依賴風投基金，很多獨角獸燒錢多年後才能盈利。當獨角獸企業持續減少，意味著風險資本風險資本不再承擔「不確定性」，而是在迴避「系統性風險」。也就是說，中國的創投環境正在機構性惡化。
2024年5月23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山東濟南市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會議上他不無疑惑地問：「我們的獨角獸企業新增數下降的主因是甚麼？」全然忘記正是他在2020年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所謂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出台後，平台經濟、金融科技以及教培等領域遭遇前所未有的強監管，獨角獸企業的估值與融資出現斷崖式下跌。螞蟻集團的IPO被緊急叫停，進行為期兩年多（至2023年初）的集中整改；多家平台（如京東數科、度小滿等）被迫剝離支付或信貸業務。
由於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不得再進行上市融資、資本化運作，大量K12教培機構（如新東方、學而思、VIPKID等）關停線下、轉型非學科或出海，許多獨角獸和準獨角獸企業（如猿輔導、作業幫、火花思維等）估值暴跌、融資停滯，不得不進行大量裁員。
中國創投行業的發展
美元基金曾經在中國一級市場（主要是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和風險投資領域）長期處於相對主導地位。過去十幾年，中國的風險投資行業經歷了從美元基金主導、人民幣基金快速增長、美元基金大幅退潮、人民幣基金全面主導這四個明顯變化的階段。
2015年以前，美元基金全面主導，主要有紅杉資本、IDG、軟銀、GGV紀源、高盛等海外機構，佔據了中國創投市場交易量的80～90%以上。人民幣基金佔比很低、影響力有限，主要有深創投、達晨、聯想之星等本土機構或政府背景基金操作，募資規模小、LP結構單一，專業化程度低。
美元基金採用「紅籌+VIE架構」（境內營運公司通過離岸架構境外上市），估值和退出效率遠超本土基金。阿里巴巴、騰訊等第一代互聯網巨頭，早期融資和治理結構均依賴美元資本支援。這並非偶然，而是由於海外資本成熟的長期資金性質、清晰的退出通道以及市場化制度優勢造成的。
2015—2018年，人民幣基金快速增長。2017年，美元基金「本土化」，紅杉、高瓴等海外機構均開始設立和募集人民幣基金。2018年是個轉折，中共推出資管新規，加強資本外流管制（外匯管理局收緊跨境資金），美元基金投資中國專案的「進出自由」遭受嚴格限制。
2018年3月，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這直接引發地緣政治風險，美國LP（養老／大學捐贈基金）擔憂中國投資回報受貿易戰拖累、匯率波動、退出難度加大，開始明顯收縮。而國資、引導基金、產業資本等本土長錢則加速入場，推動人民幣基金規模躍升。
2019—2021年，美元基金的募資和投資佔比快速下降。美國養老基金（如CalPERS、部份州養老）和大學捐贈基金（Harvard、Yale等）是美元基金最核心LP，2019年後，美元基金LP對中國美元基金的投資優先順序大幅下降，但這些美元基金捨不得放棄在中國的巨大利益，想要腳踏兩隻船。
於是它們開始轉向中東、東南亞、歐洲等新LP來源進行資金的募資。但這些新LP總體規模更小、決策更慢，導致募資過程更艱難、效率更低。標準普爾全球（S&P Global）資料顯示，美國風險投資（VC）在中國交易數量從2019年開始出現下降趨勢，標誌著在華投資從活躍轉向謹慎的轉折。
2020年底，中共正式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並在隨後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將其明確列為2021年國家經濟工作八大重點任務之一。這表明資本不再被視為創新動力，成為產生壟斷和金融風險的不穩定因素，更不被允許在平台經濟、金融科技、教培、房地產等領域快速擴張。
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事件成為風向逆轉的標誌。2021年6月30日，滴滴公司在紐交所低調IPO（首次公開招股），發行3.17億股ADS（美國存托股份）。 其以16.65美元開盤，高於14美元的發行價，估值高達684.9億美元，成為2014年以來中國公司在美國的最大上市案。
然而，滴滴上市僅兩天，就傳來了遭遇網絡安全審查的消息。旗下25款App在中國全面下架，公司經營頓時陷入困境。資料顯示，2021年第三季度出行交易筆數為23.56億筆，較第二季度減少2.14億筆，淨虧損超過了47億美元。2021年第四季度，交易筆數較第三季度再減少了0.49億筆。
2022年6月10日，滴滴出行被迫正式從紐交所退市。彼時其股價已經跌到了2.29美元，市值掉到了111.1億美元，較最高點縮水超87%。滴滴事件給了美元基金沉重一擊，令投資者意識到中國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其必須面對的不可控因素。至此，美元基金開始大規模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部份美元基金（如億康資本）全面退出中國市場，其餘的（如紅杉資本、紀源資本和金沙江創投）則是把中國業務與全球業務進行切割。根據多家權威機構（如PitchBook、Preqin、Zero2IPO、AVCJ等）的報告，美元基金對中國項目的實際投資額在2021年達到高峰後，出現斷崖式下降。
創投環境和資本生態的轉折
2022年以後，隨著美元基金的全面撤離，人民幣基金（尤其是國資系）迅速取代美元基金，成為創投領域的絕對主導，佔比飆升至95～99%。然而，這種變化卻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創投環境和資本生態，對初創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人民幣基金主要的出資人是各級地方政府，而政府官員有任期限制（通常5年一屆），這意味著政府資金需要在領導任期內見到明顯的投資效果，否則就會成為下一任領導的「政績」或或問責點。這導致政府資金的投資行為短期化，熱衷於「跟風」熱門後期項目，更傾向「招商式」投資。
部份政府資金要求5年內見到收益或退出，這與VC/PE的真實周期（早期項目往往需8—12年甚至更長）嚴重不符。基金管理人被迫去搶那些即將上市的專案，不可能有足夠的事件和耐心去培育一家新公司。真正能「投失敗」的長期資金少，行業整體短期投機化，難以誕生真正的行業級巨頭。
其次，很多人民幣基金（尤其是政府引導基金主導的部份）本質上是財政資金或國有資產，受到嚴格監管，保值增值是硬性要求。它們首先面對的不是市場，而是各類層出不窮的審計、巡視、紀檢等監管。因此，創投行業可接受的正常商業風險恰恰是國有資本要制度性迴避的。
無論政府主管部門還是基金管理人都無法接受虧損（會被認定為「國有資產流失」，觸發問責機制），因此政府基金更願意投資項目的早期和晚期（早期投資額低、晚期風險小），不喜歡投中期（中期是市場推廣階段，其實最缺錢），這導致很多初創公司無法獲得持續融資。
最糟糕的是有些政府基金把風險投資做成保本理財。部份人民幣基金要求創業者簽訂個人無限連帶責任的回購協定，換句話說，如果創業失敗，這些股權就變成了債權，創辦人必須連本帶利把錢還給投資者。這種做法把股權投資扭曲成明股實債，將企業失敗的風險單向轉嫁給創業者。
創業者如果簽了協議，就等於拿個人全部財產（包括家庭共同財產）為創業失敗買單。創投本質上是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投資行為，創業項目失敗率極高（行業統計70～80%的項目可能失敗）。當創業成為一種高風險博弈，創投行業「共擔風險、共用收益」的根本原則就被完全破壞。
結語
Manus併購案遭當局審查這個訊號表明，在中美科技博弈加劇的背景下，中國背景的初創企業通過出海規避政治風險、完成海外融資、融入全球生態這一路徑已經變得極其艱難，甚至可能走不通。它反映出中國創新與資本生態正在急劇惡化，中國初創企業陷入兩頭堵截的困境，國內無法高估值退出，海外併購／融資又被雙向審查卡死。Manus出逃海外並不是第一家，更不會是最後一家。#
（《大紀元》首發）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