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Fed）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於2025年4月16日表示，特朗普總統的關稅政策可能會導致美國的通脹率上升。鮑威爾是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公開演講時說這番話的。然而，我們有必要根據合理的經濟理論來審視這個有些無端的言論：關稅真的會導致通貨膨脹嗎？
基本經濟學
經典經濟學定義了政府資金的三個主要來源：徵稅、借貸和通貨膨脹等。首先，徵稅是指對收入、銷售活動、財產，及其它活動徵收費用，以籌集資金用於政府支出。其次，借貸使政府能夠通過未來的稅收收入為政府的運作提供資金。最後，相對於商品和服務的產出，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會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提高價格並降低貨幣價值。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的著名論斷，這種現象被稱為「通貨膨脹」。
美聯儲與資產負債表
通常而言，美聯儲有三種手段來完成其基本任務：
• 改變目標短期隔夜利率；
• 設定準備金要求；
• 在公開市場上的操作。
雖然利率和準備金要求的變化會影響借貸和流動性，然而最近最有力的工具是美聯儲在公開市場上大規模購買資產。這些購買是用之前不存在的貨幣進行的，拉丁語稱之為「ex nihilo」，即「無中生有」（out of nothing）。當美聯儲以這種方式擴大資產負債表，而社會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卻沒有相應增加時，結果就是通貨膨脹。
不斷擴大的貨幣供應
2020年2月，美國的貨幣供應量為4.1萬億美元。到當年3月，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疫情已在全球迅速蔓延。在不確定性的旋風中，許多企業關門歇業，數百萬人下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作為反周期措施，美聯儲在大約兩年內將貨幣供應量從4.1萬億美元擴大到8.97萬億美元。因此，以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衡量的美國通脹率從2021年1月的1.4%猛增至2022年6月的9.1%（按年率計算）。在經歷了幾個月的高通脹後，隨著美聯儲將資產負債表縮減2.24萬億美元，CPI開始下降，截至2025年4月中旬，資產負債表已降至6.73萬億美元。美國出現了貨幣問題。
不斷膨脹的國債
從財政角度看，1981年列根總統上任第一年年底，美國國債在當時的205年歷史上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在列根時期，由於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加強冷戰時期的國防開支以及與通貨膨脹作鬥爭，赤字大幅增加。到克林頓政府任期結束時，國債已增至5.68萬億美元。克林頓總統在最後一年實現了預算盈餘，這主要得益於支出改革和冷戰後國防支出的削減。
在小布殊和奧巴馬執政期間，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政府支出急劇增加，到奧巴馬任期結束時，債務達到19.6萬億美元。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執政期間，債務進一步增加，達到了26.95萬億美元，這主要是由於在COVID-19危機期間的緊急支出。債務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和拜登總統執政期，又增加了85%，最終在拜登卸任時達到36.3萬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近9.5萬億美元是拜登執政期間增加的，儘管在他執政的第一個自然年（即2021年）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增幅達到5.7%。
關稅真的會引發通貨膨脹嗎？
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這個歷史背景揭示了鮑威爾主席對於關稅會加劇通貨膨脹這個論斷的缺陷。鮑威爾警告稱，如果特朗普政府繼續對主要進口商品徵收關稅，而美國經濟又出現放緩或萎縮，結果可能是通貨膨脹（inflation），甚至更糟糕的是滯脹（stagflation，全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
然而，鮑威爾所描述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通貨膨脹，至少米爾頓佛利民等經濟學家不這麼認為。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主要是由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驅動的，而不是由財政政策或貿易法規驅動的。雖然關稅和稅收會導致價格上漲，然而這些漲幅通常會被經濟放緩的影響所抵消，或者在取消這些措施後迅速得到逆轉。
特朗普總統的應對戰略
特朗普總統在加強美國經濟和鞏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方面的施政策略是有的放矢的。他推動的稅制改革、減少監管和更加平衡的聯邦支出反映了一種審慎的經濟方針。與此同時，他的政府繼續加強邊境安全，堅持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外交政策。
美國還必須果斷應對中共的各種經濟不端行為。這包括：
A）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的行為；
B）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不符合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
C）知識產權盜竊；
D）操縱貨幣，人為地提高中國出口，使美國製造商處於不利地位。
如果當前的關稅政策能帶來數千億美元的稅收，那麼美國經濟到年底仍可能實現強勁增長。關稅帶來的潛在阻力可能會被美國國內的減稅、放鬆管制和更有節制的聯邦支出的刺激效應所抵消。
結論
雖然我們更傾向於採用更傳統的自由市場方式，即以穩定的貨幣政策、減稅、放鬆管制和向各州下放權力為中心，然而中共咄咄逼人的貿易和軍事態勢顯然需要我們做出堅定的回應。無論人們是否認同特朗普總統的關稅戰略，它都代表了政府為保衛美國、捍衛國內產業和改善美國工人的勞動條件而做出的深思熟慮的努力。歸根結底，歷史表明，關稅本質上並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也不應單獨成為限制性貨幣政策的理由。關稅政策也不應引發當今全球經濟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尤其是與那些與美國風雨同舟、幫助我們建立了世界歷史上最自由、最繁榮的全球經濟的盟國。
本文刊自「真實清晰在線」（RealClearWire）網站。
作者簡介：
蒂莫西‧納什（Timothy G. Nash）博士是位於密歇根州的諾斯伍德大學（Northwood University）麥克奈爾自由企業與創業促進中心（McNair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ree Enterprise and Entrepreneurship）主任。
安東尼‧斯托勒（Anthony Storer）是諾斯伍德大學的麥克奈爾學者（McNair Scholar）。
托馬斯‧拉斯汀（Thomas Rastin）是俄亥俄州的一名退休企業高管。
鮑勃‧托馬斯（Bob Thomas）是密歇根州商會（the Michigan Chamber）的營運總監。
原文：Tariffs and Inflation: Clarifying the Convoluted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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