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品嚐從超市購買的精美的紙杯蛋糕和餅乾時，吃掉了多少塑膠？隨著美國人開始關注主流食品的真實成份，如今這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話題。
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雷特塞夫‧利維（Retsef Levi）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詳細闡述了人們每天食用的普通食品中石油基合成的食品色素問題的嚴重性。他分析了美國農業部全球品牌食品數據庫中的70萬種產品，發現超過8.5萬種產品至少含有一種色素，某些類別的產品中50%以上含有至少一種色素。
眾所周知，含色素的食品飲品與兒童的行為障礙以及成人的致癌物有關，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使用它們的原因。許多人對這些發現提出質疑，爭論也各執一詞。但如今，人們非常關注年輕人的慢性病，並大力通過各種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美國生產商更傾向於使用天然色素而非合成色素，這合乎情理。使用合成色素能持續這麼久，著實令人驚訝。在美國的外國遊客對美國食品有所顧慮，部份原因就在於此，他們更願意吃食物，而非塑膠，擔心我們外表色澤鮮豔、看起來美味可口的包裝食品中究竟含有哪些成份。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部長小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FDA）馬蒂‧馬卡里（Marty Makary）決定，將逐步淘汰六種食品合成色素（加上上屆政府已確定的兩種），作為「讓美國再次健康」議程的一部份。在這方面，他們幾乎沒有遇到甚麼阻力，沒人願意為食品中的合成色素辯護，大多數人覺得沒有合成色素更好。
因此，到目前為止，FDA和食品行業就去除人工色素的協議都是自願的，即基於與產業界的相互合作，而不是強制性的規定。我對此表示贊同。
我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思想，通常認為人們應該想吃甚麼就吃甚麼，這類問題應該由消費者而非政府來決定。生產商應當使用消費者想要的任何原料，而且這些被禁食品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了消費市場的認可。
原則上，我同意傑弗里‧辛格博士（Jeffrey Singer）的觀點：「如果成年人願意，HHS和FDA不應侵犯人們選擇價格更低，或外觀更吸引人的含這些物質的食品的自主權，自主的成年人必須有權做出自己的風險效益評估。」
然而，與往常一樣，情況遠比選擇自由或政府禁令更為複雜。美國食品行業的很大一部份受益於各種形式的補貼，例如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福利和學校午餐等項目。這些為生產商提供了高額的利潤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消費者，而且不是一個很挑剔的消費者。生產商針對特定的行業用途，製造暢銷的產品。這些產品往往需要很長的保質期，並且在長途運輸和惡劣溫度條件下仍能保持食品的外觀和口感。
石油基合成的食品色素從工廠到貨架的過程比天然色素（比如果汁和香料）要容易得多，這並不奇怪。使用真正的食品色素時，情況則完全不同。我在一家越南超市，那裏不賣合成色素食品飲品，因為根本沒人會買。我看了看糖果的顏色，它們確實更暗淡，視覺吸引力也差一些，但另一方面，它們看起來更像食物原本應有的樣子。
我經常去當地市場購物，也常和當地的烘焙店打交道，所以很少見到食品中有人工色素，農貿市場是不會用這些的。另一方面，這些商家迎合的是注重健康、願意為真材實料買單的顧客，大多數人可做不到這一點。
追溯合成色素如何進入我們的食品，要回溯到1906年美國第一部聯邦食品監管措施，當時主要針對的是肉類包裝業。表面上說是要消除不健康的危險做法，但實際上，正如許多歷史學家所揭示的那樣，主導該法案的制定和實施的正是那些大型食品企業。
這就是「戳嗅法」（poke and sniff）成為美國肉類檢驗主流方式的由來。這種方式根本談不上安全，反而導致了疾病的傳播，它也導致了行業成本大幅上升，只有最大型的企業才能承受。其實際效果是擠垮了小型肉類包裝企業，鞏固了行業內日益壯大的壟斷利益集團。1906年的法案並非真的要制止不良做法，而是要讓大企業成為食品業規劃的主導力量。
這僅僅是食品工業長達一個世紀的整合過程的開端。羅斯福新政期間，這一趨勢進一步確立，當時政府推行了農業的中央計劃，包括生產限制、強制規定、補貼和管控。二戰期間的價格管制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而1970年代初期，對大規模食品生產補貼的狂熱推動，使食品行業的整合程度更上一層樓。
而獨立的農民卻深受其害。
這裏建立的並非「自由市場」，而是一個食品壟斷利益集團，嚴重歧視小型農場和本地食品，偏袒集中化和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問問任何當地的農民或牧場主他們所面臨的困境，監管障礙重重，各種強制性規定令人應接不暇。他們無法簡單地種植和銷售農產品，而是要面對一系列調查和監管。
他們想要的是自由市場，但這樣的市場並不存在，他們會告訴你，市場上的大生產商擁有比他們更多的優勢，雖然在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中，他們本可以發展得很好。
美國的食品生產和銷售向來高度集中。超市里看似無窮無盡的選擇其實只是個假象，根據不同的產品，主要的生產商通常是四大巨頭之一：百事可樂、泰森食品、雀巢和卡夫。規模較小的生產商也參與其中，但面臨著難以克服的障礙。
企業合併會形成統一的行業慣例，這些慣例更多是為了公司的利益及其體系的完善，而不是為了消費者。色素一直以來都符合這一目的，並且在沒有足夠的市場反饋的情況下得以延續。
這正是不應將不健康食品歸咎於自由市場的理由，我們沒有自由市場，而是存在一種企業主義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大的參與者依靠與FDA及其它監管機構的密切合作，來保護和鞏固其市場份額。在以消費者為基礎的問責制的真正市場中，他們的做法會受到懲罰。
FDA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因為FDA的存在，商店裏出售的食品飲品必然已獲認證，可以安全食用，如果FDA說某樣東西是健康的，那它就一定是健康的。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如果沒有政府不斷的保證，人們或許會養成更多質疑生產商聲明或尋找更可靠訊息來源的習慣，肯定會有私人的、準確的訊息來源供我們參考。
例如，在電子產品領域，保險商實驗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y）是一家獨立的產品安全認證機構，據我所知，它不是政府機構，也未得到政府的支持，它完全依靠生產商支付的認證費用來賺錢。如果該公司失職，將會面臨巨大的負面影響。這套認證體系行之有效。
另一方面，FDA長期以來主導著主要被行業遊說團體控制的體系，該體系存在專利收入共享、監管人員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來回任職的「旋轉門」現象，以及貫穿食品和藥品審批過程的普遍存在的利益衝突。
該體系已嚴重受損，以至於默許了某些生產和分銷環節中的做法，而這些做法在正常的市場檢驗中根本無法立足。它們之所以能夠佔據主導地位，恰恰是因為市場力量未能發揮作用予以糾正。
因此，儘管我一向推崇自由，但對於目前正在實施的針對合成食用色素的限制措施，我並不感到不快。這僅僅是一個開端，是一次撥亂反正，這些機構發揮了認可和保護的作用，否則這些做法在真正的市場上無法生存。
選擇的自由至關重要，但知情的選擇和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市場也同樣不可或缺。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雜誌《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並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發表演講。
原文：How Did Strange Dyes Get in Our Foo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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