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已故的美國知名律師李進進生前是八九學運領袖，他在1989年學潮時作為北京大學憲法博士生，出任北京工人自治聯會法律顧問，在六四後被捕並被關押了22個月。其時李進進的妻子歐陽紅與其同甘苦、共患難，親身經歷了那些驚心動魄、風聲鶴唳的日子。在六四36周年之際，歐陽紅把這些埋藏在心底的回憶寫出來，作為對李進進的紀念。】
1989年六月初的一天，安靜的校園突然喊聲一片，我不知發生了甚麼，趕緊到陽台上向外張望。我看見學校的大批學生集結著往校大門口的方向奔去。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連忙打開電視。電視裏正播放著「反革命暴亂」的新聞。看到燒車的畫面，聽到播音員的解說，我一時難以相信這竟然是我多少天以來心繫北京，盼望政府和學生各作妥協、讓事態好轉的最後結果。我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
我讓奶奶照看陽兒，自己跑去校門口。凱旋門一樣的校大門緊閉著，學院主管教學的羅院長，站在教工宿舍樓梯的台階上，手握喇叭筒正在向學生們喊話，要求他們要冷靜，千萬不要再上街遊行了。
學潮中，我們學院有許多學生去北京聲援，黨委厚書記曾帶領各系主任奔赴天安門廣場，力圖勸說學生們返校；留在校內的學生也都融入到武漢各高校聯合組織的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
現在，學生們得知鎮壓的消息，顯然怒火中燒，他們流著眼淚、喊著口號，要衝出校門，再次上街遊行，以示反抗。學院領導們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勸告著學生們，那情景就像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流淚對學生喊話「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要活下去」一樣樣的。
天安門廣場已清場，進進還沒回家。我一直為他提心吊膽，當電視裏反覆播出「平息暴亂」的新聞後，我的心更加焦急不安。我清楚進進的一貫想法和思想超前，他在北大讀憲法博士，這是一個容易當「思想犯」的專業，況且，他曾擔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具有相當的組織能力，因此，北大的同學們紛紛推薦他出來擔任學運工作。在憂心忡忡的等待中，六月九日，我終於接到進進的電話，他說要從漢口回武昌，也就是從他父母在湖北省公安學校的家，回到我們在中南政法學院的家。我有點納悶，心想，他以前從北京回武漢都是先回我們自己的家，再一起帶著娃去看望雙方父母的，這次卻有點奇怪。後來才知道，他是為了避免有人跟蹤，在火車臨時停站時下車的。這次先回父母家，也是要看看我們家是否已被監視布控。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進進是在逃亡，他能安全回來，我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下來。他離開北京時，是由北大的鐵哥們孫xn冒險騎單車送他去的北京火車站，從天津輾轉回到武漢的。
進進回到家，看到校園裏平靜如常。黃昏時分，進進還像往常那樣，帶著兒子在校門口的南湖邊散步。晚飯時，電視裏播放著二十一個被通緝的學生名單，同時播放著給「高自聯」「工自聯」成員的通告，讓他們去公安部門自首，此時，我看到進進的臉變得格外嚴肅。他一邊與奶奶心不在焉地聊著天、逗兒子玩耍，一邊卻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我從他投來的眼神裏，分明看到百般的慈愛，當我們四目相對時，他不捨移動的目光，使我心裏掠過一絲不祥的預感。
夜深人靜後，在我的追問下，進進避重就輕的說了一點他在天安門參加活動的事，他不願告知詳情，說我不知情是為了保護我。我則說，如果我不了解情況，以後怎麼幫你喊冤？於是，他說自己參加了學生的請願、靜坐活動，述說了參與組建「工自聯」並擔任法律顧問、起草了一些章程的經過。我聽了這些，猶如五雷轟頂，頓時意識到，他屬於電視中被通緝的那類人，我們即將大禍臨頭了，我開始不停地哭。
我們無法入睡，計劃著等天亮後送奶奶和兒子到他父母家，然後我陪他逃離。這是別無選擇之路，雖然進進擔心連累我，但我說，他獨自一人逃命，路上沒吃沒喝沒人照顧，不知死活，更讓人揪心。
深夜，我們被一陣巨大的踹門聲驚醒，沒等弄明白怎麼回事，只見幾個人衝進我們的睡房，喊著「不許動」，兩支手槍分別對著進進和我，我看他們穿著便衣、操著武漢口音，情急之下便大聲問道「你們是誰啊？怎麼不出示證件就抓人？」沒人回答，他們快速地押著進進下樓去，另一個警察摁著我的肩膀說：「我們是在執行公務，請你配合。」說完，他跑下樓去，我緊跟著跑到樓下時，只見他們的客貨車已經徐徐開動，我伸手攔著不讓他們關車窗，並向車裏喊著：「你們要把他關哪裏？我要給他送衣服啊。」
車消失在夜雨朦朧之中，進進穿著短褲光著腳，像個電影裏的英雄被捕走了。猶如天塌了一樣，我回到屋裏，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起來。
第二天，校園裏炸開了鍋，師生們都在相傳，全校僅有的兩個在京博士生，一個被捕了，另一個連夜逃走了。據說，那個博士參加了北京學生對話團，與政府交涉過學生們的訴求。他是由學校代培的博士生，住在我們對面的教工樓房裏，或許是在深夜，校園裏一片安靜，我的嚎哭驚醒了他，他不得不離家出逃。
那天凌晨天剛濛濛亮，我便一臉雨水淚水地騎單車趕到進進的弟弟家裏，他住在武漢理工學院，是那兒的老師。他很冷靜，即刻動身去我家接奶奶和兒子，我則乘車趕往漢口，我們雙方的父母都住在那裏。
進進的父母住在省公安學校裏，他父親是公安教員，主講證據學。我趕到進進父母家，講了他被捕的詳細經過，進母聽完後說，難怪他臨走去武昌時說，「只要不殺頭就行。」由此看來，他已預感到危險。
或許是學院領導的同情，時任院長的羅老師是進進讀本科時的班主任，進進考入北大讀博士，被師生們稱之為她的得意門生，此刻學生出事，羅老師自是難過；也或許是學院領導擔心進進被捕之事，會引起學生的憤慨而節外生枝，很快地，學院派車由進進的弟弟將奶奶和兒子送到了進進父母家。
我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甚麼，直覺告訴我，公安局是一定要來找證據的。於是，我把進進從北京帶回的公文包裏的文章手稿、章程和選擇性的日記及傳單，都在衛生間裏燒掉了。
上午十點多鐘，省公校領導來電話，說公安局給了收審通知。我和進進的父親去省公校書記處，交給他已為進進備好的行李衣物和在五月初進進與我給兒子過生日時的合照照片及一點錢。
不久，我們校園裏相傳著進進被押回北京的消息。那是進進的本科同學李綏安在武昌火車站見到了進進，當時他被戴著手銬，只不過用外套遮住了雙手。三個穿警服的北京警察將進進圍著，邊走邊驅散著擁擠在候車室的旅客。
見到此情此景，同窗老班長心裏極為難過。以前，進進是這個班集體的驕傲，大家情同手足，這會兒，他們只能相視無語，李綏安能做的，是快步跑去買了一瓶飲品，委託在武昌鐵路分局工作的函授課學生，代為轉交給北京公安人員送給進進。此乃深厚同窗情誼，進進和我都始終難忘。
進進被帶回北京後，校園裏又傳聞著院領導配合公安行動的事。據說，羅院長對進進的「失足」很是痛惜，她曾試圖讓在院裏工作的其他學生「拉進進一把」，也就是勸說進進主動自首。我想，對這種重大事件的認知，他們師生或許差別很大，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那些天，我對自己的疏忽大意有些自責，我是應該有警覺得，白天時，我聽到有人一會兒在樓下喊住在我家樓上的黨委辦公室主任去開會，一會兒又聽見喊樓上的車隊隊長開會。這些異於往常的細節，是我在進進被捕之後才意識到的。我想，如果我們不討論逃走，是否可以避免進進被捕而只是監控呢？因為我懷疑家裏或許已被放了盜聽器，也或許只是我們決定逃離的計劃與被捕時間上的巧合，雖然這個不得而知的疑問，一直是個謎，但之後被青年教師形容成「坐牢已蔚然成風」的情形看，進進在北京的「犯事」而在武漢被捕，是一種沒有在電視上公開點名的通緝，是在劫難逃的，只是當時我沒有意識到而已。
進進被押回北京後，起初被關在炮局拘留所，後來轉到半步橋拘留所，繼而又關到秦城監獄，那是一個專門關政治犯的地方。在進進近兩年的鐵窗生涯中，他看書學習，讀古書、學英文，為難友們諮詢法律，用粗糙的衛生紙記錄了各種案例，為來美之後撰寫的《從廣場到秦城》一書，積累了大量的獄中探法心得，也為完善法律制度盡了一個法學博士的努力。#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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