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至15日，中共十年後再次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這既是為應對當前的房地產危機、經濟困局，也在為出台「十五五」計劃作專項準備。但從新華社通稿看，會議充斥著的套話、空話、假話，並無良策。知乎上有評論諷刺說：「講話水平是真的高，把很多問題儘量用大眾聽不懂的話講出來。」會議所稱：「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實質上，就是老路已走到盡頭，遍地是雷，前景淒迷。
從官方數據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1978年，中國城鎮人口為17,245萬人，城鎮化率僅為17.92%；201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至53.1%；2024年，又增至67%，已達9.4億人（約為農村人口的2倍）。46年，城鎮人口增加近8億人，城鎮化率提高49個百分點，史無前例。
但是，其代價是巨大的。一些學者甚至稱之為「偽城鎮化」。這裏略說五點。
（一）中國城鎮化率增速每況愈下
2015年以來，城鎮化的步伐就慢了下來。2021年僅上升了0.83個百分點，創下25年最低水平，是1996年以來城鎮化比率首次增速不到1個百分點。2022、2023、2024的增速分別是0.5個百分點、0.94個百分點、0.84個百分點。
當局心知肚明，2024年出台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提出，經過5年的努力，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至接近70%。而2024年城鎮化率已達67%，這意味著，未來5年僅要求提高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速0.6%。比較而言，這個增速是低的。
就中國過去46年而言。1978—1995年被稱為中國城鎮化起步發展期，城鎮化率年均提高0.7個百分點；1996—2020年快速發展，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4個百分點；2021-2024則降至0.77個百分點。
就國際而言，發達國家城鎮化率達到65%後的十餘年，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如美國、德國、日本、南韓城鎮化率從65%到增速放緩至年均0.2個百分點以內的穩定發展階段，分別用了18年、11年、13年和11年，其間年均增速分別為0.46%、0.64%、0.82%和1.25%。
（二）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佔的比重偏低，顯著制約著中國城市化
產業結構，尤其是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佔的比重，影響著城市化率。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佔的比重持續上升。2024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56.7%；2024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3,439萬人，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佔48.8%；兩者都不高。大陸學者陸銘等研究發現（參考下圖）：將中國的情況置於全球背景中進行比較，在每個相應的人均GDP發展階段，中國的服務業佔比都偏低，中國的城市化率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這反映出我國城市化率受到戶籍制度等相關政策的顯著制約，導致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進程。
（三）「偽城鎮化」現象突出
「偽城鎮化」（或「不完全城市化」）是指，農民工被統計進入常駐城市人口，但他們並沒有落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類公共服務，其收入水平、消費模式無法等同於一般城市戶籍人口。
這體現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差別。2023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為93,267萬人，城鎮化率達到66.1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8.3%（2024年未公布）。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高17.8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城市生活6個月以上、但沒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權利待遇的農民工，高達1.7億左右。這些人並沒有真正轉變身份，沒有在城市實現永久性定居。對這些人來說，一要承受高樓價，二又社會保障程度低，三又收入增長緩慢、面臨著就業、子女就學的諸多舊體制的桎梏，等等。很多學者認為，這個基礎上的任何人口城市化指標體現出來的高城市化率都是「偽城鎮化」。
在現實中，「偽城鎮化」成為一種「政績病」。許多地方官員除了崇拜GDP，就是崇拜城鎮化率。為了快速提升城鎮化率，大規劃、大圈地之風越颳越大，出現了全國突擊大搞城鎮化的景象，「大廣場」、「大新城」、「大學城」隨處可見，完全背離了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城鎮化「大躍進」又導致普遍性的暴力拆遷，民怨沸騰。
（四）製造了高樓價（「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這兩顆炸彈
中共幾十年能夠大力推進「城鎮化」，是因為有錢撐著。錢從哪來？主要是賣地收入。199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是420億元，到2000年一直較為平穩，年度收入大多在400億元至600億元之間。但是，1998年中共開始搞房改，2002年土地出讓搞招拍掛，各地開始「經營城市」，賣地收入大增，逐年上漲，2021年高達87,051萬億元，為峰值（之後逐年下降，2024年賣地收入48,699億元，只相當於2021年的56%）。有人統計，1998年-2024年，過去26年全國賣地收入累計總金額85.0107萬億元。這就導致賣地收入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成為地方政府的 「第二財政」。2008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相當於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之和的17.7%；2021年，提高至35.9%。
在如此巨額資金的推動下，中共的城鎮化看起來轟轟烈烈，但因為整個體制的腐敗，是一座座建築拔地起，一批批貪官倒下去。同時，在高地價的刺激下，樓價越來越高，官方越調控樓價越高。網紅經濟學家任澤平2016年曾發文稱，「從宏觀來看，土地出讓金和稅收佔房價的八成」。政府拿走了大頭。這就扭曲了城鎮化，嚴重滯後了人口的城鎮化。
不過，中共過去幾十年城鎮化規模之大、腐敗之烈、效率之低，僅靠賣地收入遠遠不夠，地方政府還欠下天量的債務。光法定債務（顯性債務），截至2025年5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512,475億元（ 其中，一般債務171,838億元，專項債務340,637億元）。至於隱性債務，則無官方公布數據。2021年，高盛基於對二千多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有息債務報表的分析（包括債券和銀行貸款），發布報告表示，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債務總額已由2013年的16萬億元增至去年底的53萬億元，這個金額相當於中國GDP的52%，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中國政府尚未清償債務總額（官方數據：截至2023年末，全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餘額14.3萬億元）。
現在，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地方債務（主要指隱性債務）隨時可能暴雷，這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影響難以估量。
（五）不堪承受的生態代價
大量研究顯示，中國大規模高速發展的城鎮化，環境污染嚴重，基礎設施不堪重負，自然資源的支撐力面臨嚴重的困難。具體而言，1、資源消耗巨大：佔用大量耕地，激增的水資源需求量導致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問題，消耗大量能源。2、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包括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等等；3、破壞生態系統；4、城市環境質量下降。
2013年《中國科學報》刊發的一篇權威專家文章指出，中國城市化整體處在亞健康狀態，表現形式：「算出來」的城市化（城鎮人口統計口徑和測算方法不盡統一甚至混亂）；「比出來」的城市化（不具備與國際上歐美國家城市化水平相提併論的可行性，中國各地城市化水平不具備比數量、比速度的相互攀比條件），「拆出來」的城市化（城市拆遷變成了一場變相的財富轉移，一場政府權力對民眾權利的博弈，強勢利益集團的行政權力對被拆遷者毫無保障的權利的剝奪），「耗出來」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高能耗、高水耗和高地耗的高資源消耗的城市化，從2006—2030年的未來25年內將難以改變）、「（污）染出來」的城市化、「擠出來」的城市化（交通擠、住房擠、生存空間擠、就醫擠、就業擠、購物擠、求學擠等等）。
十多年過去了，上述問題仍無根本改觀。
結語
中共「城鎮化」政策有三個公認的特點：政府主導；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快於人口市民化；城市樓價飆升。走到今天，支撐以往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投資紅利」都已顯現「拐點」，諸多「結構性失衡」大爆發，老路已成死路。今後中國城鎮化「從失衡到均衡」需要付出的成本，將越來越高。等於中共製造了一個爛攤子，禍害無窮。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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