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住房，而華爾街高層無一人因此而入獄。在新冠疫情期間，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給出了相互矛盾的建議，許多人乾脆不再聽信任何訊息。當主流新聞媒體在報道事件越發帶有黨派色彩時，大批觀眾紛紛轉向其它渠道。這些不是抽像的失誤，而是塑造了一代人的現實經歷。
因此，當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示他們更信任網紅而非新聞機構時，他們並不是在否定真相，而是對背叛的回應。
根據2023年晨間諮詢（Morning Consult）公司的一項調查，近一半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意見和建議方面更信任網紅，而非名人、記者或公職人員。這不是冷漠或輕信的表現，而是對那些曾經宣稱要維護公眾信任的新聞機構在信譽受損後的直接回應。
網紅或許沒有長春藤盟校的學位或政府職位，他們的影響力是靠自己爭取來的，而非繼承而來，他們靠與觀眾保持直接聯繫而生存。如果他們撒謊或令人失望，就會失去粉絲。大多數新聞機構不存在這種即時反饋機制。
主流媒體即使失去公信力，仍能獲得補貼或憑借其傳統地位維持下去。政客們即使只說半真半假的話，仍能連任。大學即使壓制不同意見，仍能被視為學術誠信的捍衛者。這些機構往往依靠的是假設的信任，而非每日贏得的責任。
相比之下，在網紅經濟中，關注力就是一切。一個錯誤就可能毀掉其職業生涯，尤其是在如今全球價值240億美元、近60%的電商品牌依賴網紅促銷互動的行業中。一旦謊言被揭穿，多年積累起來的聲譽可能毀於一旦。比如美妝網紅查理斯（James Charles），他被指控誤導粉絲、試圖控制他人的「性取向」。短短24小時內，查理斯的YouTube頻道訂閱用戶減少了100萬，這種負面反應迅速、公開且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這就是去中心化信任的典範。觀眾用他們的關注投票，沒有人能不受觀眾的審視，這種動態競爭迫使網紅不斷贏得關注，而不能僅僅依賴於資歷。
但這種模式存在風險。以保羅（Logan Paul）NFT的遊戲項目CryptoZoo為例。這是在有限土地資源中養動物的遊戲，遊戲幣可兌換成其它加密貨幣或現金，保羅將其宣傳為輕鬆賺取的被動收入，他的數百萬粉絲紛紛掏腰包購買，結果卻發現該遊戲開發得很糟糕，最終變得一文不值。在公眾的強烈抗議下，保羅被迫道歉。這宗事件凸顯了網紅經濟的陰暗面，知名度可能成為一種武器。
然而，即使在失敗的情況下，這種體系也提供了新聞機構通常所缺乏的透明度。CryptoZoo的崩塌眾人皆知，推廣騙局的網紅會受到公開譴責。反饋雖然雜亂，但是一目瞭然。
當然，並非所有網紅都秉持誠信行事，有些網紅通過散播虛假資訊以獲取巨大影響力，而要讓他們承擔責任，往往需要數年時間的訴訟。公眾壓力並非是完美的監管手段，但通常比新聞機構內部的自我監管更快、更有效。網紅經濟並非天生高尚，但它反映了一套不同的價值觀：開放、表現和響應性。千禧一代和Z世代並非拋棄了知識，而是拋棄了充滿意識形態、遙不可及且自我保護的體系。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盲目信任網紅，我們應該理解他們的模式為何能引起共鳴，它提供選擇，要求一致性，以挑戰傳統壟斷真理的方式分散權威。
網紅文化推崇關注，這可能很危險，但它也為那些此前被主流機構排斥的聲音開闢了道路，它讓個人能夠通過行動贏得信任。
如果我們想要重建社會信任，就需要建立獎勵透明、懲罰欺騙的制度。我們需要這樣的架構：公共問責切實可行、後果迅速顯現。而這正是網紅文化中最優秀的部份所做到的。
這並非信任的終結，而是建立信任的新方式。#
作者簡介：
利卡‧科貝什維澤（Lika Kobeshavidze）是一位格魯吉亞政治作家、分析記者、歐洲青年之聲（Young Voices Europe）的研究員，專門研究歐盟政策和歐洲的地區安全。她目前在瑞典隆德攻讀歐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的課程。
原文：The Rise of Influencer Truste發表於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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