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外貿易法》修訂草案於9月8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旨在將多項改革措施確立為法律制度。專家分析指出，在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與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的雙重背景下，此次修法通過法律手段強化對外反制與對內管控，顯現「法律武器化」的趨勢。部份條款可能對普通民眾及民營企業產生影響。
中共修法背景：經濟困境催生的制度重塑
根據官媒新華社報道，《對外貿易法》修訂草案共包含11章80條，其核心在於將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等近年來的改革舉措正式納入法律框架。
該草案在立法目的中明確規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並強調對外貿易工作應服務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順差，為此當局推行通關便利化等措施，並設立單一外貿窗口，亟需通過立法鞏固和確認這些實踐經驗。
值得關注的是，中共《對外貿易法》自1994年出台以來已多次修訂，分別在2004年、2016年和2022年進行了修改。距離上次修訂僅三年時間，王赫認為，如此頻繁的修法反映出中國外貿形勢的急劇變化和政策調整的迫切需求。
反制措施強化：「法律武器化」趨勢凸顯
中共此次修法草案的核心特點是完善了反制措施體系，展現出明顯的對抗性色彩。
該草案規定，對於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境外個人或組織，可以採取禁止或限制其進行與中國有關的對外貿易等反制措施。同時，草案明確規定任何個人或組織不得為規避反制措施的行為提供支持、協助或便利。
王赫指出，此次修法反映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背景下的對抗思維：「2021年中共出台《反外國制裁法》，旨在對抗美國和西方。此次修改貿易法也帶有這一因素。」他認為，這是在補齊法律依據，將法律作為對抗西方的武器。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對此表達了更為嚴厲的觀點。他告訴《大紀元》，這種做法代表著「制度軍事化」的危險趨勢：「法律淪為子彈，條文變成口袋罪，『國家安全』成了萬能開關，可鎖定任何目標。」
他強調，這是以「國家」為名義的「政權安全」考慮，是徹底的「反法治」現象。
中共外匯管控隱憂：「服務大局」條款的深層用意
中共當局這次修法草案中一個容易被忽視但意義重大的條款，是強調對外貿易工作必須「服務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王赫分析認為，這一表述背後隱含著對外匯管控的深層考慮。他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儘管中國每年擁有巨額貿易順差，但外匯儲備總量並未顯著增長。「那這些錢到哪去了？這些錢根本沒有回來。」
王赫進一步解釋，取消強制結匯政策後，許多民營外貿企業由於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性的擔憂以及國內低存款利率等因素，選擇將外匯收入留存海外。
「所以這次中共修改外貿法裏面加了一條，你的外貿工作必須為服務國家經濟工作大局。那麼將來它就用這個條款來逼著那些企業強制結匯。」王赫的分析揭示了這一看似寬泛的條款可能具有的強制性執行潛力。
對外貿環境的深遠影響：或導致「自我封鎖」
專家們對此次修法草案可能帶來的影響持謹慎態度。黃大衛認為，短期內這些措施可能產生「震懾」作用，但長期卻可能導致「自我封鎖」的嚴重後果。他指出：「國際客戶會擔心被列入名單，民營出口商會更加謹慎。」
關於草案中禁止協助規避反制措施的條款，黃大衛認為這實際上擴大了懲罰範圍，不僅針對外部威脅，也可能影響普通民眾和民營企業：「如果一個小企業替外企打了擦邊球，可能就被扣上『協助規避』的罪名。如果一個普通人通過第三方渠道交易，也可能被算作『便利外國』。」
兩位專家的分析都指向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法律工具的功能性轉變。黃大衛總結了這種轉變可能帶來的三重後果：「國內方面，民營經濟更不敢冒險，人人自危，市場信任度崩潰；國際方面，外資更加不願意留，因為法規成為不可控的風險；制度方面，中共越來越依賴『法律武器化』，最終其法律會變成國際不承認、國內人人害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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