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華盛頓一直認為貿易與科技會將中國融入更開放、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但如今，全球兩大強權幾乎在所有領域都發生了衝突——晶片與人工智能、供應鏈與技術標準、網絡空間與外太空、意識形態與影響力，在此過程中國際聯盟格局與全球經濟版圖正在被重塑。
分析人士將此形容為「冷戰式角逐」，但有一個關鍵的較勁之處：兩國依然在貿易和金融領域緊密相連，雙方並未徹底切斷這些聯繫，而是競相重塑其運作模式。
華盛頓強調「去風險」和「有針對性的脫鉤」，而北京則制定自己的法律、監管措施和出口槓桿，這些措施往往偏離國際準則。專家們認為，這場拉鋸戰很可能將定義兩國關係的走向，其影響將遠遠超越2027年。
如何走到今天
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結束了數十年的敵對狀態，為1979年美國正式承認中共政府鋪平了道路。在此之前，華盛頓只承認台灣的台灣政府，視其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2001年，外交政策的轉變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鋪平了道路，開啟了其進入全球市場的廣闊通道，推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快速增長，並使中國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樞紐。
華盛頓曾預期，通過更深層次的融入，會促使北京走向更加市場化、遵守規則和民主化的道路。
然而，事與願違。
中共強制技術轉讓、大量補貼國有企業、阻礙外國競爭者進入市場，並容忍普遍的知識產權盜竊行為——這些行為都違反了WTO的基本原則。
中共的策略在經濟實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國的名義GDP從2001年的大約1.3萬億美元躍升至2025年的約19.2萬億美元，增長超過14倍。
伴隨這一增長的是更為強硬的姿態。
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已入侵美國政府機構、企業及關鍵基礎設施，同時，影響力行動更延伸至大學、智庫與媒體機構，藉此控制政策走向與公眾輿論以符合北京當局的利益。
此外，大量來自中國的芬太尼前體湧入美國，助長了美國的鴉片類藥物危機，美國官員稱此為「超限戰」。
華盛頓的戰略轉變
美國的想法在2017年發生了變化，當時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共列為頭號競爭對手和戰略對手，隨後的拜登政府和現任特朗普政府都延用這一政策。
紐約市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周鉅原（Peter C. Y. Chow）告訴《大紀元時報》，北京加入WTO後的行為，迫使華盛頓採取強硬的「技術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
這一新姿態導致如今定期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
8月20日，微軟限制了中國企業獲取其網絡安全漏洞預警系統的權限，凸顯了國家安全擔憂。一周後，商務部宣布堵住了一個漏洞，該漏洞允許一些外國晶片製造商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將美國設備運往中國。
自10月1日起，聯邦資助的科學家將必須接受強制性的研究安全培訓，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美國農業部的科研人員。
9月12日，商務部公布了一份新的出口管制清單，列出了23家協助俄羅斯或中共軍事項目的中國企業。
同月，美國商務部制裁兩家中國公司，原因是它們為中國頂級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SMIC）採購美國的半導體製造設備。此舉表明美國政府對中間商及最終用戶均採取懲罰措施的意願。
北京的回應
中共採取以牙還牙的措施。
8月22日，中共監管機構加強了對稀土開採和加工的監管，擴大了對進口材料的配額限制，並要求每月報告，讓官員能夠獲得所有的運輸數據，控制程度令外國製造商感到震驚。
不到兩周後，北京宣布對美國光纖進口展開反規避調查，隨後對美國模擬晶片供應商涉嫌傾銷以及對中國企業的所謂歧視行為展開雙重調查。
9月15日，中共監管機構宣布進一步對輝達收購以色列-美國晶片公司邁絡思（Mellanox Technologies）進行反壟斷審查，該公司是電腦網絡產品供應商，此舉加劇了對這家美國科技巨頭的壓力。
幾乎每周，一方加強出口管制、安全審查或設立法律障礙，而另一方則以自己的一套措施予以回應。
意識形態分歧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告訴《大紀元時報》：「根本上，集權的威權統治與現代民主治理難以共存，兩者的價值觀無法調和，因此權力角逐不可避免。」
他指出，民主制度強調透明度和自下而上的創新，而中共的一黨專制則更重視效率與凝聚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國際商務教授沈榮欽（Rongqin Shen）表示，這種凝聚力只服務於一個目的。
「對中共來說，政權的生存絕對優先，即使是以犧牲經濟和民生為代價。」沈教授告訴《大紀元時報》。
馬利蘭州經濟學家、中國分析師李亨利（Henry Li）表示，雙方的優先事項截然不同。
「華盛頓的底線是國家福祉，而北京的底線則是權力。」李先生對《大紀元時報》表示。
李指出，任何的軟弱表現，都被中共視為生存威脅，這也是為甚麼它感到必須對華盛頓採取強硬立場和展現實力。
他警告，一旦權力受到挑戰，「黨就毫不猶豫地採取極端措施，甚至不惜自我毀滅。」他提到，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就反映出類似的心態，當時，數萬軍隊和數百輛裝甲車鎮壓了和平的民主示威者。
周鉅原教授指出，相較之下，美國領導人面臨截然不同的約束。
他表示，如果經濟出現問題，美國選民可以通過投票懲罰決策者，這限制了華府在失業率攀升或通脹加劇成為政治包袱前能施展政策的空間。
北京的應對策略：承諾、拖延、重新談判
儘管意識形態差異巨大，中共仍依賴美國市場的需求來支撐其出口，這讓華盛頓獲得談判籌碼。然而，北京已學會如何削弱這一優勢。
王表示，北京的反制策略是「承諾、拖延、重新談判」：做出戰術性讓步後，拖延落實，然後再提出新的條件。
李觀察到，當前的貿易談判中，這一策略再次上演，中共談判代表表現出合作姿態，但提供的實質性的和可驗證的內容有限。
迄今為止，北京承諾取消部份報復性關稅，放寬稀土出口限制，並建立能夠持續對話的「磋商機制」，這些措施僅針對北京近期自行實施的政策，且不具長期強制執行力。
李表示，這種模式讓人聯想到2018年至2020年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未兌現的承諾，當時北京大肆宣揚的增加購買美國大豆和技術產品的承諾從未完全實現。
李認為，北京打算拖延到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希望國會的變動能限制特朗普的政策，同時加大投資國內供應鏈，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然而，周指出，中共的操作空間正在縮小。
他說，房地產市場崩潰、青年失業率飆升以及消費者支出的疲弱，削弱了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
2025年7月，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成員調查顯示，只有48%的美國公司計劃在2025年投資中國，遠低於2024年的80%。
周警告，「北京希望將貿易戰的損害降到最低，否則國內經濟會遭受更嚴重的衝擊。」
對中國即將實施的二次關稅
北京支持莫斯科是另一個導火線。
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共和印度一直在幫助俄羅斯維持經濟穩定，即使多數國家減少或切斷進口，兩國仍大幅增加俄羅斯石油採購量。
到2025年，中共已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化石燃料買家，佔莫斯科出口收入的約40%，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西方制裁對俄羅斯的影響。
作為回應，國會通過兩黨投票授權特朗普對支持俄羅斯的國家實施制裁和關稅。總統還敦促歐盟官員對中共和印度的商品徵收最高達100%的關稅，並暗示華盛頓將採取同步行動。
北京則以自己手中的砝碼予以回應。在5月和6月的緊張談判中，中共限制了稀土元素的出口，這些元素對從導彈、汽車到智能手機等各類產品都至關重要，以此迫使對方作出讓步。
沈說：「扼喉術奏效了。」華盛頓方面放寬了部份關稅，並放鬆了特定晶片管制，允許輝達和超威半導體（AMD）向中國出售性能較低的人工智能晶片H20和MI308，作為交換，美方將收取15%的營收費用。
沈認為，這筆交易實際上對美國更有利，因為它使中國開發者繼續依賴輝達的統一計算設備架構生態系統，從而減緩了自主研發替代品的步伐。
這項協議能否在北京方面得到落實仍不確定。
分析人士因此預計，如果在11月10日，即中美談判的延長期限之前未能達成具體協議，緊張局勢可能再次升級。
沈表示：「雙方都在利用各自的優勢作為武器」，「這種趨勢變得越發明顯。」
沈認為，無論是否徵收二級關稅，雙方都在利用各自最強的槓桿——華盛頓的技術優勢與北京的稀土資源——這種不斷升級的格局越來越像冷戰。#
原文：The Cold War-Like Contes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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