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政治、政府和社會體系的崩潰已初現端倪。
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是：由改良後的中共統治的中國；沒有中共的中國；或者因軍閥割據而出現「多個小國」。
這背後隱藏著另一個現實：共產中國在部份領域不斷取得巨大的技術進步。
沙俄在1917年崩潰時，當時的社會也呈現出兩面性：一方面部份民眾生活困苦、心懷不滿，另一方面在經濟和工業發展的某些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俄羅斯帝國政府最終垮台的催化劑，而不是後來所描繪的「革命」。
崩潰常常體現出既矛盾又共存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顯著增長與充滿希望，另一方面則是某些社會階層的失望以及政府體制令人窒息的僵化。崩潰多發生在希望高漲、卻最終落空或進展遲緩之時。
最終的導火線既可能是大事件，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到9月下旬，在中南海那四平八穩而神秘莫測的建築背後，這座毗鄰北京故宮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在難以捉摸的高層官員之間，一場至關重要、暗中充滿暴力的權力鬥爭悄然上演。針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各種挑戰被精心設計，表明權力鬥爭中各方的恐懼。每一方都深知，這是個人生存與整個共產主義體制，乃至中共軍隊生存之間的平衡。
在體制內精英階層及黨政官員家人中，接連有人死亡或失蹤。最新引發關注的事件是9月11日，年輕演員于朦朧據稱在北京被謀殺。有傳聞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策劃了這宗事件，他同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實際上是習近平的幕僚長。前所未有的掩蓋行動進一步激化了權力鬥爭，同時也引發了街頭民眾的憤怒。
在權力內鬥逐漸升級的背景下，諸多事件會成為導火線，但這次事件與街頭抗議相關聯，是否成為最終或接近終結的轉折點？
在街頭，另一場生死之爭正在進行，失業、幻滅和憤怒引發了抗議和騷亂，這在中國大陸每天都在無情地發生。再也無法向公眾隱瞞平民的死亡：「失蹤」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軍隊已經開始採取大膽行動，支持或反對黨內的關鍵派系，包括在北京周邊城市展示武力。短期內的問題不在於軍隊能否鎮壓民眾（雖然它可以），而在於各種軍事和安全機構或派系之間是否會相互廝殺。
因此，這已成為爭奪黨內領導權的關鍵時刻，也關係到中國的未來——包括其人口和領土——其結果必然導致習近平被徹底罷免。在過去一年中，他逐漸被孤立，被排除在決策層之外。
全球的中國觀察者終於意識到這一趨勢，但局勢尚未塵埃落定。預計到10月，習近平的垮台或被羞辱將塵埃落定，但仍存在疑問：中共是否能在此之後長久存在？早在2007年就已顯現出崩潰的跡象，可能在2025年發生。
然而，到了9月底，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計劃於10月舉行之前，習近平及其剩餘的忠誠派試圖自保，如果他們能爭取到軍方的支持，結果可能會變得血腥，甚至危及中共的最終命運。
國家崩潰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從不顯得理性，且伴隨著漫長而痛苦的漸進式衰敗歷程，直到最後的崩塌似乎從黑暗中突然出現。它最終會以突如其來的方式發生，無論是革命的爆發、領導層的垮台，還是外部或內部軍事行動的突發。
回顧1990至1991年間蘇聯的解體，其發展軌跡已顯露出系統性瓦解的所有徵兆——而這些跡象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中國的政治變動中也有所體現。如同1917年俄羅斯「革命」之前一般，蘇聯解體發生在大清洗的嚴苛文化放鬆之際，而經濟改革與透明化政策使蘇聯民眾充滿樂觀情緒。
同樣，18世紀末（1789—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包括拿破侖在1799年發動的霧月政變，導致了1804年5月18日法蘭西第一帝國的建立，偉大的變革伴隨著深刻的矛盾，引發了派系內鬥和街頭抗議。
如今，作為北京權力核心的張又俠將軍，是否會成為新時代的拿破侖？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共政權的終結會比過去幾百年來政府的大崩潰（包括伊朗「革命」）更混亂。需要強調的是，這些事件很少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往往是由於政府未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環境而陷入癱瘓和崩潰的結果。
在中國，習近平治理體系的崩潰可能會如黨所期望的那樣，成為向新一代（實際上可能是偽共產主義）領導人平穩過渡的一部份，從而實現比1990—1991年蘇聯向俄羅斯過渡時期更為和平的權力交接。然而，這種預期不能得到保證。與蘇聯不同，習近平在治理後期，中國出現無家可歸和失業問題，這些問題可能難以遏制。
世界各國政府和貿易商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要麼忽視中國或中共治理內部變革過程的演變，要麼將其合理化。因此，國際社會對中共治理崩潰和經濟崩潰的應對準備不足。這意味著經濟規劃和國家安全威脅評估，在涉及中國時已變得過時，未能充份考慮長期情景。這可能包括來自中國的混亂、在動盪中不可預測的中國行動，以及對「後中國」時代的影響。
就9月下旬的情況來看，情勢發展似乎已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將軍做好準備，確保其在習近平進行權力交接中發揮關鍵作用。有人指出，中共軍隊內部存在潛在的不滿和分歧，可能會擾亂平穩的權力交接。
在此背景下，如果事態升級，台灣成為潛在的軍事衝突目標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儘管如此，即使動用中共軍隊全部兵力，發起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仍面臨巨大挑戰。這不僅會對中國造成嚴重後果，也會對台灣及西方國家的半導體產業造成巨大破壞。
反習派試圖恢復中國大陸經濟的穩定，他們認同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務實主義」，然而，如果未能認識到市場經濟需要由市場驅動而非產出驅動，務實態度不足以促進大陸社會的快速重建。
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認為，經濟成功取決於工業產能和產出，該政策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引發了商業和工業企業的倒閉，以及在全球市場上的對抗，中國以低於商業合理價格傾銷商品，增加了各國的壓力。
北京當局顯然沒有討論建立穩定市場經濟的計劃，這表明中國經濟若要在中期（例如未來十年）實現復甦，其進程將會斷斷續續。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國內的動盪局勢可能會（而且肯定會）加劇，同時還會出現大規模的中國人口外流。
法國國王路易十五在法國大革命前夕所說的話——「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常被解讀為這位法國君主的虛無主義和冷漠之言，表明他對自己死後國家的命運毫不關心。然而這句話若由習近平說出，意思卻截然不同：我死之後，洪水氾濫吧；在我之後，天下大亂。路易十五和習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垮台的始作俑者，但若認為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命運毫不在意，這種想法是不明智的。
他們都堅信自己的方式。如今我們在中共各派系為維持或奪取權力而展開的權力鬥爭現實中，清晰地見證了這一點。#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位於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也是《國防與外交事務》（Defense & Foreign Affairs）系列出版物的主編。科普利出生於澳洲，是澳洲勛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崇高的國家：卑劣時代的治理選擇》（The Noble State： Governance Options in an Ignoble Era）是其出版生涯的第37部作品。
原文：Preparing for Communist China’s Implosion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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