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男星于朦朧9月11日凌晨離奇墮樓，儘管官方火速定性為「酒後意外」，但隨著重重疑點接連爆出，以及當局對相關評論的全力封殺，讓許多人驚覺，背後的黑幕可能遠超想像。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黃士維在新唐人《健康1+1》節目中分析，于朦朧事件背後是中國社會的恐懼與深層的困境。
明星屢傳離奇身亡
37歲的于朦朧9月11日在北京一居民小區墮樓身亡，儘管官方極力封鎖真相，控制輿論，但迄今仍有民眾堅持發聲。于朦朧生前所屬的經紀公司「天娛傳媒」是中共國企，也被質疑與于朦朧之死有關。
網民翻出2016年猝然離世的藝人喬任梁死亡事件中，警方當時宣稱其死因為抑鬱症所致，然而外界質疑他可能遭受虐殺後被偽裝成自殺，甚至有傳聞指其遺體出現斷肢缺手及倒吊等跡象；2017年藝人任嬌則被發現全身赤裸陳屍於草叢中。這些案件皆在短暫調查後迅速結案，官方將其歸類為自殺或意外，卻難以讓大眾信服。
于朦朧事件也引發了民眾對「少林最帥武僧」秋風之死的再次關注。有網民懷疑他也像于朦朧一樣被虐殺，甚至被活摘器官。
21歲的少林寺第三十四代武僧「秋風」（法號延珩，本名邢中平），2024年8月7日凌晨在浙江諸永高速公路遭遇車禍身亡。網傳「秋風」在死亡前，遭到虐殺與活摘器官。有網民稱秋風的遺體返回故鄉時，出現超長縫合刀口，這被視為可能器官被摘除的證據。
此外，網絡爆料稱于朦朧生前的經理人杜強，也曾擔任喬任梁及秋風的經理人，引發輿論發酵。
中國人難逃韭菜命運
香港作家馮晞乾撰文表示，「于朦朧之死，已經不是單純的娛樂圈新聞，因為很多中國人都逐漸明白：如果有2,000萬粉絲的于朦朧也能這樣不明不白死去，那一介草民又會如何？」
「于朦朧讓許多民眾意識到，在中國，你永遠都是韭菜。」黃士維說。即使進入「體制」內，大陸還有一句順口溜叫，「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一層一層，永遠有比你更大的官，永遠有人會覬覦你的東西，永遠有人會犧牲你。
即使已經當上「國家主席」也不能保證安全。作為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第二號人物，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在被打倒後，一年多便悲慘離世。他感嘆，「在共產黨體制之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誰都可能會被犧牲。所以我們看到連李克強都被心臟病了，那習近平呢，每天都擔心被暗殺。」
黃士維表示，眾所周知，在中國被官方認定為散播謠言或製造事端的內容，往往反映了真實情況。真正試圖救助他人、傳播資訊或揭示真相的人士，在中國往往會迅速遭遇打壓，甚至面臨迫害。
以COVID-19疫情為例，當時李文亮醫生僅在其同學群組中提及武漢的疫情發展，隨即被警方指控散播疫情謠言，「作為一名醫師，他只是想保護武漢居民和同學的安全，並僅在私人群組中傳遞此訊息，卻因此遭受處分。」
基於良知與道德的「勇」
黃士維感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國人對於這種因發聲遭受迫害的受害者，通常漠不關心，甚至習以為常地檢討受害者。黃士維認為，在被共產黨統治後，中國人的冷漠與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被遺棄有很大的關係。
古人認為「勇」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又說「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智、仁、勇，是儒家思想中的「三達德」。有仁愛之心的人一定會見義勇為，捨生取義。這是一種「仁義之勇」。
《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揭竿起義、替天行道之勇。這是一種「俠義之勇」。
道家則講無懼生死，順應自然之勇。當人能看淡生死，超越物質的限制，就能達到真正的自在與解脫。 順應自然則使人能夠在順境時不驕縱，在逆境時不怨尤，安於所處的時機與境況。這是一種內在的「超越之勇」
勇在中華文化是一種很重要的內涵。可是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後，發動歷次運動：土改，工商改造，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八九六四，鎮壓法輪功，反送中，新疆集中營⋯⋯通過不斷「改造」、「批鬥」，將傳統文化從人們的思想中根除，道義之「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黨文化的好勇鬥狠、人心冷漠。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曾經歷納粹大屠殺的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說：「中立是幫助壓迫者，從不幫助受害者。沉默是鼓勵折磨者，從不鼓勵被折磨者。」
活摘器官危害全社會
黃士維提到，從1999年中共鎮壓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甚至大規模活摘器官。他說：「當時幾乎每個中國人的身邊都有法輪功學員，有些是家人、親戚、同學、同事⋯⋯但在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開始後，即使中國人發現身邊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得非常悽慘，但沒有人敢於為他們發聲。」
在1999年前，中共官方估計中國大陸有七千萬至一億人修煉法輪功，超過中共黨員人數。1999年，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下令打壓法輪功，其迫害政策「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持續至今。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有至少5,273名法輪功學員遭中共迫害致死，由於中共嚴厲封鎖資訊，真實數字仍不得而知。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後，器官移植呈爆炸性增長。據「追查國際」根據中共官媒的報道統計，從肝移植案例的數量上來看，1999年前，中國20多年的肝移植累積總數僅135例，平均每年只有5-6例，但自1999至2006年，8年間肝移植爆增到15,207例，平均每年1,700多例，增長約180多倍。
黃士維說，器官移植的發展，本是為了讓一個瀕臨死亡的生命，通過捐贈的器官重生。但在中國，更多的器官移植是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
2015年3月鳳凰衛視節目上，原中共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說：「這（器官）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塗賬，是多少你不清晰。」面對記者的追問，黃潔夫回答，這個問題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講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政論家胡平認為，黃潔夫的回應間接證實了關於中共當局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
淪喪的醫學倫理
黃士維表示，在中國古代，許多醫學大家也是儒學學者，因而被稱為「儒醫」。明代名醫李梴在其《習醫規格》就把閱讀儒家經典作為醫者每日的必修課，而後才研習醫書。這類醫者不僅精通醫術，亦以「仁」的儒家理念作為行醫的道德基礎，強調仁心仁術與濟世精神。
同樣地，在藏醫傳統中，醫者多為佛教徒，他們必須先修習佛法、培養慈悲心與智慧，之後方能學習醫術。醫學被視為修行的一部份，治病救人不僅是技術的展現，更是實踐慈悲與業報觀的途徑。
在西方文明發展中，醫學也曾與宗教密切相關。早期的醫者多出自修道院或是神職人員，他們將醫療視為侍奉上帝、救助眾生的使命。
無論是東方的儒醫、藏醫，或西方的修士醫師，皆以崇高的道德準則與精神信念為行醫之本，使醫療不僅止於技術，更成為一種道德與心靈的實踐。然而，在中共的醫療體制內，許多醫護人員面對扭曲的環境與利益的誘惑，主動或被動選擇成為「白衣惡魔」。
去年因不明原因墜亡的中南大學湘雅二院的實習醫生羅帥宇，揭示出中國大陸醫院器官移植的黑幕。他曾被上級要求在醫院內尋找年齡介於三至九歲的兒童作為潛在器官供體。也就是說，一旦這些兒童被選定，醫院的目的可能並非救治，而是藉由犧牲其生命來獲取器官，用於移植手術。
黃士維指，中共當局在面對外界指控時，往往採取兩種策略：其一是全面封鎖、壓制相關資訊；其二則是在封鎖失效時，宣稱事件僅屬「個別醫院」或「個別醫師」問題，官方可能象徵性地將少數人判刑，以示「問責」，被處罰的原因往往並非因其犯罪行為本身，而是因為「消息外洩」，損及當局形象。
他續指，中國人歷經多次政治運動，已多次見證沉默的代價。「你保持這樣的沉默，助長了所有的惡行，這些暴行以後一定會蔓延到所有的族群，我覺得歷史就是一直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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