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保守派青年領袖、非牟利組織「Turning Point USA」（TPUSA）創辦人31歲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2025年9月10日於猶他州一所大學演講時遇刺身亡，引發全球關切，到處出現哀悼場面，而美國總統特朗普還下令為他降半旗。
年輕殉道者查理柯克
柯克是一位虔誠堅定的基督徒，也是堅定的傳統價值觀的擁護者，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現場組織者、網紅、電台主持人、非牟利組織領導者和公眾演說家。2012年18歲時就與他人共創TPUSA，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保守派會議和大學校園的演講、辯論。9月10日是柯克秋季學期全國大學巡迴演講——「美國回歸之旅」的開端，沒想到演講進行了約20分鐘後，他就遭槍殺。
兇手是個22歲的年輕人，出身共和黨保守派家庭，曾經是個成績優秀的有著保守思想的開朗年輕人，但上了大學只念了一年就變成極端左派分子，參加了一些極左組織，接受仇恨暴力的洗腦，思想開始極左。再經美國極左媒體成年累月的宣傳蠱惑—妖魔化查理柯克是納粹法西斯，把倡導回歸信仰、回歸傳統、回歸常識、回歸家庭等等所做的努力視為異端，終而認為誅殺有理。
我們不禁會有這樣的疑問：正統、保守的家庭培養理念為何在極短時間就被異端邪說擊垮？柯克善意、動人的公開演說、論辯為何難敵妖魔邪說？當今的大學是否已是極左思想主義者的溫床？
魔性強烈的社會主義
大體而言，左派崇尚社會主義，右派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擁護者。不過，「社會主義」（socialism）這個名詞卻難有明確的概念。社會主義派別很多，激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溫和漸進的費邊主義是兩個極端，其間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他們之間的不同是在方法上，而終極的經濟結果是一致的，亦即生產手段國有，分配和交換則由中央統制，以衙署命令取代市場機制，以社會正義取代利潤誘因。
社會主義自1848年以來，百年之間吸引眾多知識界領袖的認同，但它在清明的思想界曾經沒落過，且那些反社會主義的議論，竟然有些是出自社會主義陣營分子，該現象被稱為「社會主義者的覺醒」，主因有三：一是社會主義下的生產不但不比私營企業的生產多，反而是大減；二是社會主義並未導致它所許諾的更大社會正義，反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階層，而且是比以前更嚴峻的社會階層；三是社會主義並未實現更大的自由，反而助長新暴政的出現。
儘管有過這種轉變，但在社會變遷下，政府的職務除了維持治安與國防外，服務性的措施擴展了。由於市場機能無法妥善解決若干經濟問題，於是政府進場干預補足，但往往讓市場功能癱瘓了。另一方面，熱心的社會改革家，雖放棄諸如生產手段國有化的傳統社會主義步驟，但新方案對於自由的危害並不小於傳統的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是明目張膽、公然扼殺自由，新的方案則是暗中蛀蝕自由。前者是「熱的社會主義」，後者是「冷的社會主義」。
冷的社會主義者大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們也承認私有產權，也尊重民主的政治秩序，因此他們比熱的社會主義者更能獲得擁護和支持。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就說：「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把自由的擴張看作是促進福利與平等最有效途徑，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則把福利與平等看作是自由的前提條件或自由的替代品。」於是強制性的所謂「福利措施」應運而出。
洞悉社會主義禍害的先知米塞斯、海耶克
對於社會主義的禍害及批判，奧國學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A.Hayek，1899~1992）兩位是代表性人物。米塞斯係由自身生活經歷中體悟到經濟干預和社會主義的危險，堅持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他在1920年寫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這篇批評社會主義的一鳴驚人文章，1922年再將之擴充為《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這本書，指出社會主義既然承諾取消資本財貨的私有產權和交換，就必定無法讓資源作有效率分配，畢竟中央計劃者根本不可能得知如何有效率分配資源，任何形式的官僚制根本無法替代市場價格體制。本書雖一炮而紅，卻讓全球的社會主義者都討厭他。
當1930年代在德國迅速蔓延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即將取得勝利時，米塞斯明白其隨即會威脅奧地利，一旦納粹佔領奧地利，蓋世太保一定會找他，於是在1934年避居瑞士日內瓦。在瑞士期間，他寫出了畢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但直到1949年才改寫成英文出版。該書第235頁裏寫著：「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而1948年之後大學課堂裏的「經濟學」幾乎都是「凱因斯經濟學」，就是認為政府可精心調節整體經濟，雖然仍強調「市場」，但其實是賦予政府以各種政策來「干預」，骨子裏是道道地地的社會主義。配合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整個美國都被社會主義淹沒而不自知。經歷社會主義奴役社會的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紐約時驚覺事態嚴重，趕緊在1944年接連寫出《官僚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一小一大的兩本書力挽狂瀾，奈何曲高和寡，不但撼動不了潮流，自己還備受冷落，無法在大學謀得正式教職。
至於海耶克這位可算是米塞斯弟子的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在1944年也寫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暢銷全球的書，該書也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其影響力雖遠高於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卻備受學界冷落。他認為「社會主義對當時的美國人是思想上一種新的感染，他們對於羅斯福的新政狂熱仍在高潮中，那時有兩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們對這本書頗感興趣，但從未讀過它，他們只是有聽到這本書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另一群人則是學術界人士，他們正中了集體主義的毒，感到這本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罵，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毀壞他在事業上信譽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國芝加哥，並不是由芝大經濟學系聘任，而是受「社會思想委員會」所聘。雖然被大學冷落，但海耶克在受歐美諸國邀請宣講《到奴役之路》時，遇到一些志同道合者，但散居各處，於是在1947年4月1日成立「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簡稱MPS），邀集古典自由主義者每年集會共同交流，維繫並推廣古典保守自由主義。到1978年80歲高齡時，海耶克想把終身辯駁社會主義的任務作一了結，於是想邀請全球居領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理論家與自由市場秩序主張者，相聚一堂，舉行一場攤牌式的大辯論。不過，由於擬邀請的人選難產而未能實現，海耶克只好將準備辯論的備忘錄稿整理成書，在1988年以《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書名出版。海耶克為使本書能有「宣言示」效果，下筆時避免艱深的析理，不用註腳，希望一般讀者樂於閱讀。
米塞斯和海耶克這些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干預的經濟狀態。而米塞斯一生致力於揭露真相，一輩子捍衛保護私產、公理正義之前人人平等、主張市場自由，卻被像個國家政敵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對他的學術遺產心存疑懼。菲律普‧巴古斯（Phillip Bagus）和安德列亞斯‧馬夸特（Andreas Marquart）兩位德國學者在2014年出版的《國家偷走我的錢》一書中告訴我們：「顯然他們害怕，萬一人民知道真相，發現原來國家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干預，經由事實證明是錯的，根本弊大於利，那麼他們恐怕就會沈淪到無輕重的地位。」
他倆也對「為甚麼奧國學派的理論從來沒被一般民眾聽說過呢？」在書中釋疑說：「對國家與政壇人士來說，奧國學派理論讓他們感到超級不舒服。而且因為還沒有人成功反駁過此學派的學說，所以讓這些東西銷聲匿跡是最簡單乾脆的方法，不准教導、也不許在課堂上講授。無論是大學或其他（公立）學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們自己（必須）傳播的知識是不良理論也都噤聲不語，因為太囉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如果他們對國家統治提出質疑，他們還能繼續坐在位子上嗎？因為這些議題是禁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今世道，身為經濟學家卻支持奧國學派，就會在國家掌控下的教育體系內不得其門而入。而且，不僅覓教職難，個人收入與學院名聲都會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樣—終生被拒於國立大學門外，不曾在那些學校成為正規教授。就像是羅斯巴德（M.Rothbard，1926~1995）這位奧國學派第五代的代表人物，晚年時雖獲得拉斯維加的內華達大學教職，但從未被授予指導論文的權力。
夾縫中存活的奧國學派
絕大多數的奧國學派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米塞斯在《官僚制》書中就寫說：「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發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入的焦點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這其中的詭計。」為了讓一般民眾不識破這其中的詭計，就得極力將好的學說和更好的理念隱藏起來，而不良學說與不良思維成為主流，一代接一代學習流傳。米塞斯亟力尋求突破。
米塞斯夫婦在1940年移居美國紐約，係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像其他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在威廉‧沃克基金會支持下，米塞斯擔任紐約大學無薪客座教授，在紐約大學研討會和他的公寓非正式討論會上，吸引了慕名而來的大學生和高中生，聆聽他精心準備的演說，長達二十年。雖然培育一些人，但只可說鳳毛麟角。他的著作也對「學界以外」的美國人起到了影響，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1905~1982）和記者兼專欄作家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1894~1993）。
俄裔美籍的艾茵‧蘭德，1926年流亡美國後，短短幾年就以非母語的英文寫作在荷里活電影圈和百老匯戲劇界成名，後來又經由報紙專欄、小說和哲學作品成為影響卓著的公共知識份子，被譽為「重寫世界的女性思想家」。她生前每周末在自己的公寓私人授課，知名的前美國美聯儲（Fed）主席葛林斯潘，在碩士生時每周都去聽講，深受啟發，將蘭德視為精神導師。蘭德的重要著作有《阿特拉斯聳聳肩》、《源泉》、《自私的美德》、《一個人的頌歌》、《致新知識份子》、《資本主義：未知的理想》等，而《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最具挑戰性意義的小說，被譽為「繼《聖經》之後對當代美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作為哲學家，她的「客觀主義」哲學受到舉世矚目，層面涉及政治、經濟、流行文化等等，影響廣泛而深入。她的最知名追隨者除葛林斯潘外，還有前美國總統列根、荷里活巨星安祖蓮娜祖莉等人。
赫茲利特是米塞斯的仰慕者，他堪稱是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專欄作家，曾任職於《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並為《紐約時報》撰寫社論，批評羅斯福「新政」不遺餘力。他在《紐約時報書評》大力推薦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並安排美國各地的宣講，使該書晉入暢銷書之林。他也協助米塞斯的《人的行為》等著作找到出版商出版。1946~1966年，他在《新聞周刊》闢設固定專欄，教育數百萬讀者了解經濟學入門知識，並傳播自由經濟觀念。赫茲利特的最重要著作《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出版即成暢銷書，銷量超過一百萬冊。他一生寫作不輟，共有18本著作和無數評論文章。重要著作還有《通脹、美元、貨幣的一課經濟學》、《凱因斯經濟學批判》、《道德的基礎》等。他一生以捍衛人的自由、經濟自由為職志，每每對於政府干預經濟的錯誤政策抽絲剝繭、予以抨擊，並且強調要看政策的長遠和全面的影響。赫茲利特以米塞斯為榜樣，在原則上毫不妥協，卻也因此被迫放棄了四個新聞輿論界的高薪職位。
儘管1982年在奧本大學成立了「米塞斯研究所」，該研究所在1987年創刊《奧國學派經濟學評論》（ 一年後改為《奧國經濟學季刊》），而且也有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和《市場過程》等屬於奧國學派的極少數學術期刊，而米塞斯研究所也舉辦會議和提供助學金、研究指導、參考書目等活動來延續奧國學派香火，但奧國學派和奧國經濟學都屬於邊陲，尤其在凱因斯經濟學興起，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當道之後，在一般大學的經濟學教育上，早已不見奧國經濟學。純奧國學派學者都很難在大學謀得有薪教職。
反觀來自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卻在美國知識份子中開枝散葉。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進入高校，女權、族群平等、環保主義等激進理念成為教育主流。學生與青年教授將歐洲的變種社會主義作為美國教育的新方向。這些思潮本意在促進社會平等，但逐漸淪為分化社會的輿論工具，社會對立與敵視的情緒中，被割裂成難以共融的群體，評論好壞人的標準從道德的優劣變成身份標籤。當拜登民主黨2020年上台，實施激進社會主義的民主黨議程，將社會主義政策發揮到極致，眼見美國一步步走入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預言的「不歸路，將如羅馬帝國當年的殞落般下墜」，沒想到2024年共和黨特朗普竟衝破重重難關，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刻正急切地掃除社會主義，讓美國起死回生，原因何在？美國年輕人的覺醒是主因。再深入觀察，查理柯克和他成立的「Turning Point USA」居功厥偉。
查理柯克異軍突起
正如十年前就受邀到「Turning Point USA」集會演講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創始人兼總裁傑弗里‧塔克（Jeffrey A.Tucker）所言：「柯克創辦的並非一個專注於室內遊戲和學術秘傳的私人知識社團。」被這個組織和柯克吸引的人，並非優等生、遊戲玩家、野心家和老師的寵兒。塔克認為，柯克的工作是為「難民」們提供一個家，而這些「知識份子難民」來自大學圈子，他們迫切地渴望了解真相。因為他們的好奇心、思想的獨立性而受到羞辱、懲罰、排斥和恐嚇，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他們屈服於校園裏那些佔據主導地位的奇特意識形態。柯克給了他們一個港灣，並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們確信，他們並不是瘋子，也沒失去尊嚴，而事實上，他們可能是對的。
塔克指出，21世紀美國主流校園裏，其課程總會以妖魔化白人基督徒男性及其在歷史上所代表的一切為最終目的。是對西方思想體系的譴責，對基督教信仰的否定，將白人身份與男性氣質視為應予消滅的病態，並宣稱校園內所有思想、言論與行為都將受到監控以確保安全。於是時時刻刻都在收到這樣的訊號：整個性別群體、整個族群、整個信仰傳統，其本身便已遭到譴責，而這一切是發生在開學第一天的第一堂課開始之前。塔克感嘆說，這一代的大學生在校園裏飽受恐嚇、羞辱和訓斥，被非人化對待、被嚴格監管。對於這些學生來說，除了喪失鬥志之外別無選擇，他們從未真正接受過教育，對歷史毫無真知灼見。結果是整整一代人被剝奪了權利，整整一代人遭到了背叛。
塔克在「Turning Point USA」對4百名充滿好奇心的學生演講之後才明白，這些年輕人根本沒受過傳統教育，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一個體制之中，他們所受教育的本質是憎恨自己的國家、憎恨他們傳承下來的宗教、憎恨他們的家庭結構、憎恨他們歷史中的道德和習俗，最終則是憎恨他們自己。
柯克的「Turning Point USA」以「信仰、家庭、自由」為本質，提供了另一條道路，致力於將人類尊嚴從大學官僚主義中拯救出來。柯克倡導和平對話與理性辯論，鼓勵坦誠交流不同思想與觀點。他的使命不斷發展，並開始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他口齒伶俐、博覽群書，對米塞斯、海耶克等奧國學派的學說知之甚稔，其智力成長日益顯著。柯克勇敢地走進校園，並在美國各地舉辦現場研討會，而且延伸到歐亞，直接邀請學生就所有熱門話題展開辯論，以敏捷的思路和清晰的邏輯，勸導年輕人獨立思考，擁抱婚姻、養育子女，過健康、有信仰的生活。討論的課題無所不包，舉凡種族、性別、宗教、政治、歷史、跨性別等等。柯克從不隱藏自己的觀點，更是無所畏懼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的「簡單常識」震撼了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迷惑的年輕人，許多青年因此回歸理性、回歸人性、回歸信仰。除了針對迷茫的年輕人之外，柯克也邀約各界人士一起從事回歸傳統、致力於崇尚自由和人類尊嚴的事務。由他遇刺之後引起的全球悼念、追思會中冠蓋雲集足可得知其影響力之巨大。
接棒柯克風起雲湧
如塔克所言，如果兇手的目的是讓柯克閉嘴，那麼結果正好相反，它激發了一場全球運動，並非建立在復仇的幻想上，而是以找尋真相為首要原則，重新致力於崇尚自由和人類尊嚴。
柯克形體雖去，但其精神卻活在世人中，我們但見柯克遺孀接起「Turning Point USA」擔子，19歲的布里林‧霍利漢德（Brilyn Hollyhand）立即接班柯克，無數申請成立「轉折點」的學校如雪片飛來，世界各地無數年輕人高呼「我是查理」。看來查理柯克的精神已然薪火相傳、快速擴大，「接棒柯克」已是「難行能行」，而「截窒世下流」、「真人回歸」、「人類得救」已然在望！#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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