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星巴克咖啡的政治棋局 江澤民長孫控股中國業務

全球咖啡巨頭星巴克咖啡公司宣布與自稱另類資產管理公司的博裕投資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將聯合成立合資企業。博裕投資的股東背景一直被輿論關注，創辦人是已故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儘管江澤民已逝，並且現今的政局是「習核心」主導，但紅色資本的影響力絕不會在短期內消散。因此，在華歷經26年的星巴克，終於邁出了至關重要或者是極度無奈的一步棋。

星巴克低頭不僅是咖啡的味道變了

11月4日的一則公告引發投資界的熱議，星巴克宣布將中國零售業務的多數控股權（最高60%）出售給中國本土私募股權公司博裕投資（Boyu Capital），自己保留40%的股份與品牌授權。

這不是一筆簡單的商業交易，這是一場在日益嚴峻的中國市場上，外資巨頭為保命、為續命，向本土特殊力量交出「投名狀」的戲劇性事件。

這筆交易對合資公司的估值約為40億美元，價格並非高得驚人，反而被投資界認為被壓低。星巴克也表示，其在中國大陸的零售業務價值，包括出售所得、保留股份的價值以及未來至少10年可能的收入總計將超過130億美元。

星巴克為何折價也要引入博裕投資？這背後絕不僅僅是本土咖啡品牌競爭、銷售下滑這種市場狀況能完全解釋的。換句話說，這筆生意裏，除了資本的味道，還透出的權力氣息。

在筆者看來，星巴克付出的折價，不是純粹的財務讓利，而是為未來可能的政策風險和地緣衝突預付的高級別保護費。

商業邏輯的底牌

我們先從商業角度來解讀星巴克不轉型不行的苦衷，過去的星巴克在中國是直營模式的成功典範，1999年，星巴克在北京國貿大廈開設首家門店，這是其進軍中國的起點。公司隨後採用直營與合資並重的方式快速擴張。進入之初定位為「高端西式咖啡體驗」，並迅速在一線城市建立「第三空間」文化，實現了全球領先的門店利潤率。但是，這種高溢價在5五年遭遇了來自本土品牌的打擊。

瑞幸（luckin coffee）、庫迪（Cotti）等迅速擴張的本土品牌，用「9.9元人民幣/杯」的超低價和「門店極速下沉」的策略，直接瓦解了星巴克原本的定價護城河。數據顯示，星巴克中國年度營收雖在30億美元量級，但近年卻經歷了門店數量增長顯著、但客單/同店銷售增長乏力的階段，市場份額也在激烈競爭中被削弱。同店銷售（Same-store sales）又稱可比銷售額，是指以開業至少一年的店舖為統計基礎，在相同時間段（如季度）比較銷售額變化的指標。

在宏觀消費放緩的背景下，直營模式意味著星巴克要承擔所有高額租金、人工成本和供應鏈風險。當同店銷售一旦承壓，其全球統一的營運效率就會在中國市場遇阻。

引入博裕投資，並出讓控股權，是星巴克實施風險轉嫁和資產輕量化的戰略性一步：將業務從完全「直營、重資產」轉為「合資、風險共擔」，總部將更側重收取品牌授權費和特許經營費，而非直接承擔所有門店的經營盈虧。

星巴克保留40%股權和品牌許可，保證品牌不被「過度稀釋」；但博裕投資獲得控股權，得以參照麥當勞（McDonald's）出售中國大陸及香港予中信集團的範例，加速供應鏈本土化、渠道協同（如與中國外賣平台整合）和價格策略的快速調整。這在當前中國市場，是重塑增長曲線的唯一出路。

紅色資本的底牌

如果說商業邏輯是軀幹，那麼政治考慮就是這筆交易的靈魂。博裕投資的創辦人是已故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儘管江澤民已逝，並且現今中國的政局是「習核心」絕對主導，但紅色資本的影響力絕不會在短期內消散。

以螞蟻集團上市之路被阻斷為例，這間公司的上市之所以被叫停，是因為許多政府官員及親屬都牽涉其中，甚至涉及一些城市的市委書記人選，這令中共高層吃驚。並且，中共當局一直未放鬆對這些利益關聯方的調查。對螞蟻集團的股權架構調查發現，博裕投資資本以迂迴方式，透過私募基金北京京管投資中心持有螞蟻集團股權，但作為螞蟻集團的大股東之一，博裕投資的參與並未在螞蟻集團的IPO（首次公開招股）招股說明書中披露。

並且螞蟻集團股東裏有兩處較為明顯的肖建華「明天系」的痕跡。一是北京京管投資中心的宏瓴思齊有限合夥，另一個是上海金融發展投資基金二期，這支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上海金浦有一個小股東叫西安盛和，層層股權穿透之後，均指向了「明天系」的關聯企業。肖建華與多個中共權貴家族關係密切，是江澤民集團核心的「白手套」。明天系是最早為江澤民利益集團撈錢、洗錢的一個組織，背後涉及江澤民、曾慶紅、賈慶林、劉雲山、張德江、李嵐清等江澤民派系的家族。

因此，以江志成為代表的紅色資本，其核心競爭力並非僅僅是更懂中國市場，而是他們所擁有的政治人脈和特權通行證。他們的財富和商業版圖，是過去數十年中共權力資本化的直接成果。

對於星巴克而言，博裕投資提供的不是單純的營運經驗，而是「特殊保護」。在中國，許多核心資源（如地產、大型金融機構、政府公關）的獲取與審批，依然高度依賴體制內的關係網絡。博裕投資的背景使其在這些方面擁有隱性優勢。

星巴克用其業務的多數控股權，支付的正是這筆中共的「制度性溢價」，紅色資本得以繼續分享中國龐大市場的利潤。這不僅是對中國社會公平的政治壓制和經濟操控的展現，更是對中共官方宣稱的「優化外商投資環境」的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