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當下的中國，歷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歷史」是兩個大相逕庭的概念。最近的幾十年，很多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沒有得到正式記載，教科書中也往往含糊其辭，甚至混淆視聽。對於年輕一代，爺爺輩和父輩很多真切的經歷，竟遙遠得像天方夜譚。「欲亡其國，先滅其史」，官方刻意抹去真相，帶來的不僅是無數悲劇的重演，更扭曲了中國人的心靈。
歷史不應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成王敗寇的說辭，而是一種受良知所驅使的記錄。在一個極權體制之下談論歷史，最須要的不是知識，而是道德和勇氣。
在這一系列節目中，讓我們一同回顧自1930年代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正視其中慘痛教訓。這不僅是對逝者最好的祭奠，也是對你我人性的救贖。
抗日戰爭（1931年9月—1945年9月）
在我們熟知的宣傳裏，中共稱是它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每到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各大媒體便開始煽動對日本的仇恨，卻很少提及日本投降日和抗戰勝利紀念日本身。隨著對歷史的深入了解，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共利用「愛國主義」渲染侵略，是為了掩蓋它藉機「保存實力」，「假抗日、真擴張」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9日，代表中國戰區出席日本投降典禮的，不是毛澤東，也不是哪個共產黨將領，而是由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代表蔣中正（蔣介石）先生接受日方投降。這是國民黨領導抗日的明證。
大家經常聽到的中共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八路軍」，從1937年開始每個月接收國民政府63萬法幣的軍餉，但私下實行的是「1分抗日、2分應付國民黨、7分發展壯大自己」的方針。教科書上吹噓的「百團大戰」，是由八路軍指揮員彭德懷而非中共中央組織的，事後彭德懷卻在中共黨內受到嚴厲的批評。彭德懷後來在文革被清算時，「百團大戰」成為他「反對毛主席」的「罪狀」之一。
台灣國防部的統計顯示：8年抗戰期間，歷經了1117次大型戰役，3萬8931次小型戰鬥，其中268位國軍將領犧牲，321萬8125位官兵傷亡，75%的軍力在抗日中被消耗。根據中共的統計，敵後抗日武裝共傷亡61萬多人，在抗戰中死亡的高級將領僅有左權1人。2005年9月3日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講話中，不得不承認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作戰的歷史作用，他說：「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
中共歪曲重大歷史事件以在精神上控制和奴役廣大民眾，它的御用電影人揣摩觀眾心理，在所謂「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裏，刻意製造出紀錄片的假相，把具有傾向性的對歷史的陳述假扮成客觀的歷史。戰爭影片注重大場面的表現，以逼真的戰爭幻像衝擊觀眾的理性判斷，使其不願去分辨歷史與敘事。影片中的「革命領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個人，以對他們的親情、愛情、友情等的呈現，拉近與觀眾的距離。中共一直通過所謂的「抗日神劇」和小說，來宣揚自己「土八路」的「地道戰」、「游擊戰」、「麻雀戰」。
國共內戰與長春圍城（1946年6月—1949年9月）
毛澤東自己說過：「抗日戰爭急不得，解放戰爭拖不得」——抗日消耗的是自己的兵力，誰急誰先死；解放戰爭可是要搶政權了，這事不能拖。抗戰期間，共軍的隊伍通過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從3萬多人壯大到90萬人，並趁著國軍在抗戰後元氣大傷，開展內戰奪權。
國共內戰期間，1948年初遼瀋戰役中的長春圍城，是一個常年被屏蔽的慘案。當時中共攻打長春，3月15日解放軍將長春的外援切斷，把10萬駐長春的國民黨軍隊和50萬長春市民圍困在城內。因為強攻不得手，中共改用了圍困絕糧的辦法——嚴禁糧食運進城內，也不允許城中的百姓逃難出城，就這樣利用平民百姓消耗城內的糧食，最終導致至少30萬城中百姓活活餓死。
有親歷者回憶，當時長春城內餓殍遍野，飢餓的老百姓啃人骨、吃人肉，嬰兒把血當奶舔。而這場慘烈的圍城戰被中共宣傳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土地改革（1950年6月—1952年底）
1949年中共建政3個月後，就打著「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在所謂的「老解放區」（東北和華北）發起「土地改革運動」（土改），並逐漸推廣至全國。表面上，土改運動是要把土地和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少數人（地主）的手中轉到多數貧下中農手中，實現「均貧富」的運動。作家陳沅森說，中共土改的真實目的是：掠奪地主的財富，和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利用人性中貪婪和自私的一面，讓村裏的黨支部挑動農民鬥地主，把全國至少2000萬地主打壓成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歷史學者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推算，從1950年至1954年的4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470萬。
中國學者譚松在《血紅的土地》一書中說，土改是中共奪權和掌權的秘訣，黨通過土改消滅了中國傳統的土地私有制，使農村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主和富農遭到了殺害、嚴刑等處置。中共利用農民從地主手上奪走了土地，又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從農民手裏收回了土地，中共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了全國唯一的大地主。
當今的中國農民沒有個人的土地所有權，1978年改革的時候黨制定了一個政策「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將土地租給農民，土地還是屬於國家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級官員對土地都有極大的支配權，他們可以隨便徵地、拆遷，隨意制定土地的價格和補償的標準，繼續讓農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損失。農民形成了一個觀念：土地是國家的。當政府需要的時候，它欲取欲奪，農民是沒有辦法的。一個中國人曾經寫道：「我出生就是雇農。我一直認為中國農民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因為勝利後可以分田地。後來土改了，願望實現了。但沒過多久，又給收回去了，一直沒想通，特別是後來發生了大饑荒，更想不通了。我總覺得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
中國的那些「先富起來」的資本家們已經意識到了，昨天中共可以輕鬆自如地屠殺數百萬地主富農；今天，中共照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收拾掉大大小小的資本家、企業主和中產階級。敢於談論時事的任志強和孫大午被判處18年重刑。自以為跟鐮刀站在一邊、從來都謹言慎行的馬雲、馬化騰等超級富豪，也遭到雷霆之擊，黨不會容忍任何人「富可敵國」。
正在遭遇中共之種族滅絕的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了解中共暴力土改的真實歷史後，就不至於長期以來對中共懷有單純熱切的幻想——中共從階級屠殺轉向種族屠殺，用的是同一把屠刀。
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抗美援朝是為了抵抗美國和南韓對於北韓的入侵。可對於戰爭是如何爆發的，官方要麼含糊其辭，要麼乾脆略過。事實上，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韓戰是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和蘇聯的總書記史太林共同策劃籌備的一場侵略行動。
1950年6月25日，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對南韓發起了突然襲擊，目的是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統一朝鮮半島。作為共產陣營的中國加入戰爭後，不但付出了至少100萬志願軍傷亡的代價，還被聯合國定義為侵略國，受到經濟和技術的制裁，從而錯過了二戰後經濟、科學、文化復甦的黃金時期。
志願軍戰士以生命為代價挽救的金家王朝，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民眾眼中的笑料。而許多參戰的老兵，曾被官方稱頌為「最可愛的人」，退伍後卻因為政府拒絕給他們應有的生活保障，被迫走上上訪維權的道路，成為各地政府「維穩」的打擊對象。
鎮壓反革命（1950年10月—1951年10月）
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間，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發動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以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的名義，實行「按比例殺人」。不經調查，不需坐實罪證，只憑著毛澤東拍腦袋決定的殺人指標，就可以展開屠殺。
1951年2月，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殺人，先殺這個人數的一半，再看情形作決定。當時中國人口千分之一的一半有27萬5千人。毛澤東還向南京鎮反運動的負責人指示，「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中國公安部黨組1958年9月的報告顯示，自開國以來到1958年5月，全國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份子611萬名，其中86萬人被殺，194萬人被管制，即監視居住。
這種大規模不間斷的鎮壓，讓中國人對正常的人際關係和秩序喪失了信心，製造了有利於當局統治的恐怖環境。按比例殺人的做法，被延續到了後來的「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中。
三反五反（1951年12月—1952年10月）
「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的是農村基層，而「三反五反」運動，是城市中的屠殺。
1951年12月，中共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即「三反」運動，處決黨內的腐敗幹部。但中共在1952年1月風向一變，說幹部的腐敗是因為資本家的引誘，緊接著施行「五反」，打著「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旗號，強制徵收高額稅款，甚至煽動工人批鬥資本家。中共整資本家的目的是，既可從他們身上搜刮錢財，使其恐懼，又可打掉其尊嚴，為後來工商改造（公私合營）的掠奪鋪路。
據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70年》記錄，「五反」運動中，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中，共有46萬工商業主受到衝擊。由於罰款沉重，許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產。自1952年2月起，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患上精神病的人，就有上萬而不止。醫院和火葬場成了最忙碌的單位，當地棺材店被一掃而空。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三反五反」運動中，13萬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但真實情況恐怕遠比國內報道的要慘烈。
工商改造（1953年—1956年）
中共1949年建政後，最初的3年裏不干預私人企業的經營，私有經濟在那期間得到迅速的發展。直到1953年，農村的土改完成了；「三反」運動讓「官僚資本」被收為國有；「五反」運動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警告，至此中共已佔有大量的社會資源。這時毛澤東覺得，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的時候到了，於是掀起了大規模的「公私合營」運動。
1953年，中共背棄了建政之初臨時憲法《共同綱領》中保護私有財產的承諾，當局在一些私人企業強行入股，並強制企業家把經營權和管理權交給中共派出的公方代表。截至1956年，至少12萬家私人企業被迫上交資產，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隨後中共又在1966年將這些企業全部據為「國有」。
反右運動（1957年—1958年）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講話，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黨內外各界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名義上是使黨的作風得到改善，實質上是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內鬥（整風）。
1957年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口號，當時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以為中共真的能廣開言路，積極提出不同意見。沒想到這只是中共「引蛇出洞」的陷阱，同年6月，就開始將他們作為右派一網打盡。
反右運動中，毛澤東再次信口開河訂下指標。1957年5月，毛澤東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的黨內指示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15%—20%……黨內知識份子約佔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10%。」
由此在具體執行時，許多上級為下級單位下達指標，要求必須抓出相應比例的右派。即使單位只有幾個知識份子，或沒人對黨「鳴放（指發表意見）」，也得選出右派，以完成指標。誰對本單位領導，尤其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人緣不好的也隨時可能被迫當選右派，人人自危。
官方劃為右派的人高達55萬人。這些知識份子輕則被批鬥，重則被發配勞改，全家遷送農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還成為社會鄙視和嘲弄的對象。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在1957年至1985年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只有不到一百人「維持右派原案」，即99.998%都是冤案。可是與大躍進、文革不同，反右運動並沒有被中共視為錯誤，只說是執行過程中存在「反右擴大化」的問題。
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份子的致命一擊，使正直敢言的知識份子在之後的幾十年基本處於「集體失聲」的狀態。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社會上、職場上，指鹿為馬的小人得到重用，有獨立思考的人噤若寒蟬。每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出來引導輿論的「專家」，大多也只是「政治變色龍」，跟著政治動向隨風倒。
大躍進與三年大饑荒（1959年—1961年）
1957年，中共提出了「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大躍進口號，並於1958年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為了提供大煉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就連菜刀、鐵鍋等鐵製農具都被當作煉鋼的原料，農村大量勞動力丟下農業生產，投入煉鋼，最後冶煉出的都是不能用的廢鋼，不少莊稼卻因為無人收割而爛在地裏。
與此同時，為了配合大躍進，中共開始在農村強制實行人民公社化，把農民的土地歸為國有，並要求農民將私人財產上繳人民公社，辦大食堂、吃大鍋飯，這套體制直接讓農民失去了生產的動力。
加之反右運動後，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成為世風，農業上浮誇風氣盛行，各地爭相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畝產萬斤的消息頻頻傳出，糧食徵購比例也隨著虛報的產量而大幅上升。農民的口糧被強制徵走，從而釀成一場史無前例的全國性大饑荒，有學者估計餓死的人數高達3500萬—4500萬人。
按照官方的說法，大躍進是「社會主義道路」上「曲折探索」的過程，這似是歷史書裏最輕描淡寫，卻又怵目驚心的一句話。在這段彎路上多少人丟了性命，多少人誤了青春，多少人廢了一生。
然而，就在人們以為悲劇已經遠去的時候，歷史又一再重演。2020年新冠（COVID）疫情爆發，同樣是在中共領袖的一聲令下，就動用舉國之力，上演反科學的「動態清零」。以此凸顯共產黨戰無不勝的能力，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所謂優越性。其內在的邏輯、運作方式都和過去的政治運動一脈相承。
文革（1966年—1976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煽動了大半個中國的人對自己人的仇恨，對先賢聖人的仇恨，打掉了中國的知識精英，毀滅了敬神向善的信仰。
傳統文化講「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文革中，卻宣揚「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要求黨員和民眾放棄親情、背叛良知。人們為求自保，師生互相殘殺，夫妻劃清界線，母子彼此告發，違背倫常的慘劇層出不窮。
1970年，安徽省固鎮縣的少年張鐵夫，因為堅信「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聽到母親質疑文革的言論後，親自寫信舉報母親，導致他母親被槍斃。文革結束後，張鐵夫經常從夢中哭醒。
文革確切的死亡人數雖難以統計，但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引用了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1980年8月21至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兩次接受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法拉奇問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八九六四（1989年6月4日）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就在他被迫辭職後的820天。此前一向神采奕奕、熱情開朗的他，平反了無數中共幹部的冤假錯案，也為中共在文革後賺回了不少民心。然而1980年代，伴隨著經濟體制的逐步改革，政治體制的弊端日益凸顯——權力尋租、裙帶關係、腐敗問題日益嚴重。胡耀邦作為改革派領導人，主張思想解放，擴大輿論監督空間，卻因在1987年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突然免職。《江澤民其人》中記載，胡耀邦在被免職的會議上，最後說了十個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會後，他像個孩子一樣嚎啕大哭起來。
胡耀邦去世後，由於他深受知識份子和學生喜愛，北京各高校學生開始走出校門，自發地悼念胡耀邦，花圈和輓聯不斷被送到天安門廣場，並逐漸演變成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
彼時的北京，旗幟飛揚，橫額高舉，口號聲、歌聲和學生們的歡笑聲此起彼伏。北大學生在1989年4月17日提出了著名的7項請願，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公開收入；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等。這其中沒有一項是「反黨」或「反社會主義」的。
然而，改革開放積累的經濟財富並沒有推動中共走向開明，而是將它作為維護一黨專政的本錢，阻擋文明價值的武器。在學生們的和平請願面前，中共選擇了暴力鎮壓。6月4日凌晨，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用機槍掃射學生，在場的外媒記者，拍下了廣場上的人們被坦克壓成肉醬的照片。這是中共建政以來，軍隊首次公開對人民展開的屠殺。
事後，這場學生的反腐愛國行動，被當局定性成反革命暴亂，並對外宣布「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然而，英國解密「六四」鎮壓細節，稱至少有一萬人死亡。
「八九六四」天安門屠殺後，人們對黨內政治體制改革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共也開始用全面腐敗來換取黨員的忠心。如今的體制內已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清清白白、不貪不佔的人反而得不到信任，而願意同流合污的人，才被認為是「和黨一條心」的。
迫害法輪功（1999年7月20日—至今）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讓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制度全面走向解體。免費醫療不復存在，公立醫院也被要求自負盈虧，人們如何就醫，成為巨大的社會難題。就在這時氣功開始悄然興起，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傳出的法輪功，更是把當時的氣功熱推向了頂峰。人們發現這種功法對祛病健身有獨特的效果，同時法輪功所秉持的「真、善、忍」價值觀，讓社會人心歸正，道德回升。一時間無論海內外，報紙、電視都在宣傳法輪功的福益社會的事例。
法輪功學員遍布社會各個階層，沒有宗教儀式，沒有行政組織，他們只是自覺自願地按照「真、善、忍」的教導做一個好人，同時也在社會各階層的工作崗位上履行應盡的職責。平時到公園、廣場煉功，也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這樣一個「大道無形」的團體，中共無法像控制其他信仰一樣，把教堂寺院貼上封條，或抓幾個住持來加以掌控。1999年，中共出於對自身權力的不安全感，開始鋪天蓋地散布對法輪功的誣衊誹謗。無數法輪功學員遭到非法綁架、判刑、虐殺，甚至活摘器官。
2024年7月，全球首位活摘器官的倖存者程佩明，在美國華盛頓召開記者發布會，公開講述了他被中共強行摘取部份肝臟和肺臟的經歷。程佩明的遭遇坐實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的經歷被全世界七十多家英文媒體報道。
程佩明自1998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多次被當局非法綁架、關押、酷刑折磨。2004年，當局在他被非法關押期間，強行把他拖到大慶第四醫院，逼他簽手術同意書。程佩明拒絕後，被6個警察按著打了麻藥。3天後他醒來，發現自己身上有一條長達35厘米的切口，血還在往外滲。後來他歷盡千辛萬苦逃亡到國外，醫學專家通過檢測證實，他的部份肝臟和肺葉被摘除了。時至今日，他的「脈搏跳一下，就痛一下」。
程佩明說，他認識的李惠豐、王宇東、朱秀敏……等二十多位法輪功學員已經被迫害致死。「我今天站在這不僅僅是為我發聲……和我在一起遭迫害的人，我們曾經有個約定，無論誰只要活著出去，一定要把裏面迫害的罪惡和真相講給世人。」
共產主義——罪惡之源
中共建政幾十年來，在中華大地接連不斷地發動政治運動。在每一次血雨腥風中，總有一批人淪為新的「階級敵人」，遭到迫害和殺戮。從地主階層，到資產階級，再到知識份子、農民和信仰人士，最後殃及了整個中華民族。1994年《華盛頓郵報》經過調查研究得出結論：「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這一數字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作家胡平指出，中共之所以在各種運動中表現得極盡殘暴，和它所信奉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密切相關的。《共產黨宣言》中公開表明：「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共產主義所到之處皆是人間地獄，可它打的旗號卻是在人間建立天堂。它宣稱為了建立所謂的「美麗新世界」，人們就必須把一切所謂的「壞人」乃至「壞的階級」通通清除，清除得越徹底，新世界就越完美。
文革時紅衛兵小將喊：「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他們說這話的時候，神情與其說是凶狠的，不如說是興奮的。還有，在三年疫情封控下，「白衛兵」暴力執行荒唐的政策，打著的卻是冠冕堂皇的名義。在共產政權之下，人們主張用最暴力的方式，最快地實現「最美好」的理想。
胡平分析說，如果僅僅是出於仇恨，或為了維護權力，或出於凶殘的天性，統治者都不可能像共產黨一樣在政治迫害的道路上走得那麼遠。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但把仇恨合理化，把維護自家權力的私慾合理化，把凶殘邪惡的天性合理化，而且還給它們披上了一件無比神聖的外衣——這才能造就一樁樁史無前例的罪惡。
回歸正統，重建生命倫理
中國曾是神眷顧的土地，其中的文化被稱作半神文化。從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到神醫扁鵲築起的中醫，孔子設館授徒，岳飛精忠報國……華夏子民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數不清的神蹟，演繹了無數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中共的到來讓中華文化陷入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浩劫，讓傳統價值在風雨飄搖之下被久久地塵封。
然而，物極必反，邪不壓正，是人間永恆的規律。共產黨逞兇一時，是因為人們暫時被其謊言所蒙蔽、被其表面的威權所恐嚇、被各種誘惑迷惑。人性雖然有弱點，但人有善良的本性，以及千百年來承傳的道德根基——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自2004年12月以來，「三退」大潮滾滾而來。截至2025年10月，已有超過4億5千萬有良知的中國人選擇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與這個殘暴的政權決裂。
美國資深眾議員史蒂夫‧金說：「退黨（團、隊）不是一場政治運動，也沒有其政治方案。簡單地說，退黨可以使人重新獲得神賦予人的良知。它以一種平和的方式引領中國人重塑植根於真正的中國文化和傳統的道德基礎。退黨的首要目的是在精神層面上切斷每一個人和共產主義的聯繫，從而使人能夠回歸傳統價值以及對神佛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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