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已就特朗普總統廣泛使用貿易權力的行為聽取辯論。兩黨陣營立場鮮明：共和黨認為特朗普總統是正確的，而民主黨則希望限制他的權力。這些顯然是黨派性的論點，並未觸及歷史沿革或法律本質。憲法之所以將貿易權力賦予國會，自有其充份理由，因此，最高法院亦有正當理由恢復此種權力之平衡。
《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定，國會擁有「徵收和收取稅款、關稅、進出口稅和消費稅」的權力，以及「規管與外國貿易」的權力。此處並無任何保留條款或例外規定。顯然，開國先賢意在將國際貿易權力歸屬立法機構。國會曾在不同時期將此項權力移交給行政部門，而此權力至今仍由行政部門行使。
讓我們回溯這段悠久的歷史。美國獨立革命的爆發受到多種因素的激勵，而貿易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東印度公司——英國最強大的工業壟斷企業，把美洲殖民地作為重商主義工具，對新大陸的資源進行徵稅和剝削，其手段與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行徑如出一轍。這使得美國人無法獨立與其它國家進行貿易往來。
回想一下波士頓傾茶事件。美國人喬裝成印第安人，把茶葉倒進海港的這個巧妙舉動，實則以是一種粗暴方式來傳遞訊息：打倒你們的工業壟斷。此事正彰顯出此議題對開國先賢何等重要。
獨立革命後誕生的第一套政府結構是《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它沒有建立真正的中央政府，更遑論建立貿易權力。新成立的各州自行負責談判自己的貿易協議，其中部份協議甚至是州與州之間的：紐約試圖對新澤西徵收關稅，而康涅狄格則保護自己的產業免受羅德島的競爭。你可以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讀到相關細節——該文集為給即將出台的憲法爭取支持，或許刻意誇大了問題的嚴重性。
事實上，憲法之根本目的之一，即在美國境內建立自由貿易區：不設內部關稅，以避免阻礙「國家貿易利益」的發展，並藉此在對外貿易關係中取得更大之談判優勢。
然而，到了1780年代，每個人都已非常清楚，各州有自己的經濟利益，這一點並不會消失。北方各州正在工業化，可能希望某種形式的保護來抵禦外國競爭；南方各州則以農業為基礎，不僅想要維護奴隸制，還希望保持外國出口市場的開放。這是那個時代的最大諷刺之一：南方儘管擁有奴隸制度，卻是自由貿易的倡導者；而正在工業化的北方，則支持採取某種程度的貿易權力和保護主義措施。
那該如何處理？將貿易權授予總統，會引發爭議，因為他可能會推行讓其當選的政黨的政策，偏袒某一地區的利益，而犧牲其他群體。這種情況必然會發生。開國先賢們知道這一點，並預見到，僅此一項可能就足以把年輕的國家撕裂。
他們的解決方案是一個創新的安排。它摒棄了舊大陸的重商主義制度，其中商人遊說宮廷來獲取特權。相反，他們把權力授予兩院制的國會。眾議院通過直接選舉代表人民，而參議院則由各州立法機關選舉產生，這意味著參議院始終能以完美的平衡代表各州利益。將貿易權力賦予國會，必然會防止某個地區利益壓倒其它地區利益。
你看到這裏的天才構思了嗎？這確實是正確的制度設計。雖然不足以阻止貿易爭端在奴隸制大爭論的背景下激化。南北戰爭爆發，幾乎摧毀了整個美利堅國家的構想。隨後在戰爭的餘波中，在1870年代至1890年代，國會仍維持了這項職能，並通過有限且具針對性之關稅政策加以行使。
然而，1913年的第十七修正案引入了一個問題。它改變了參議院的性質，使其成為眾議院的另一版本——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這破壞了開國先賢的原始構想，並最終影響了貿易政策。1917年的《與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實際上就是將貿易權力收歸國家掌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以逆轉。
1930年，股市崩盤，國會的第一反應是通過高額關稅來保護國內工業，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高的關稅。經濟衰退隨之加劇，而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s），便在新政政策失效的背景下被當成了替罪羊。由此揭開了把貿易權力移交行政部門的重大布局序幕。權力移交歷經漸進過程，最終在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中達到頂點。
權力集中化的全貌，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爭議，及世界貿易組織之批准過程中，徹底顯現。
這段戰後歷史的背後，始終存在著的假設是：行政部門比國會更能維護自由貿易的理念；1930年的災難便是此理念的證明。這一理念維持了幾十年，直至2016年，特朗普當選。我私下推測，建制派對特朗普干預這一穩定體系的恐懼，正是他們瘋狂反對他的一個驅動因素。然而，我無法證明這一點。
無論如何，2025年再度掌權後，特朗普總統立即開始推行關稅政策，將其作為首選外交手段。將關稅作為他首選的外交手段。結果並未如外界預測的那般災難性，在貿易談判層面甚至帶來了一些好處。然而，這套貿易機制對許多依賴進口的行業造成了嚴重擾動。
舉個例子，進口意大利乾麵條的關稅高達驚人的170%，這對追求正宗風味的小型意大利餐廳而言簡直是天價，迫使他們不得不全面調整自己的商業模式。原因何在？美國並不存在一個正陷入困境、需要產業保護的本土麵食產業。這些關稅本質上是對美國企業徵收的稅負。
憲法背後的一項核心原則，就是通過多元且相互競爭的機構來制衡權力。這種制度結構源自痛苦的歷史經驗和對共和理念的深刻理解。直覺地講：難道不覺得開國元勛不太可能想像貿易政策會像過去10個月般運作嗎？確實如此。
最高法院必須釐清這段複雜的歷史，並提出一個可行的原則來解決核心問題：誰掌管美國的貿易政策？憲法規定是國會，但國會傳統上將此權力轉交給了行政部門。難道國會可以僅僅因為不願承擔責任就輕易拋棄權力？
這正是核心問題所在。目前看來，對於經濟健康和憲法完整性而言，最佳解方是國會收回其權力。誠然，此舉未必能創造一個完美世界，但總比沿用一個開國先賢沒有設計過的制度更為妥適。#
作者簡介：
Jeffrey A. Tucker 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What the Constitution Says About Trade」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網站。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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