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傍晚，在中東和平有望氛圍中，傳出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訊息，由荷蘭裔美國經濟史學家莫基爾（Joel Mokyr）、法國經濟學家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加拿大裔美國布朗大學教授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學者共同獲獎。莫基爾獨得1,100萬瑞典克朗（120萬美元）的一半，另一半由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獲得。
創新經濟增長學家獲獎
三位學者因研究「創新」（innovation）和「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力量如何驅動經濟增長，並提升全球生活水平而獲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在過去兩個世紀，世界史上首次出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使得大量人口擺脫了貧困，並為我們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三位學者在解釋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上的卓越貢獻，透過理論與實證研究，揭示技術與創新如何成為持續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科技日新月異，影響著每一個人，新產品和生產方式層出不窮，往復循環。這是經濟持續成長的基礎，從而提升了全球人民的生活水準、健康和生活品質。不過，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恰恰相反，停滯是人類歷史上大部份時期的常態。儘管時不時會有重大發現，有時能改善生活條件，提高收入，但成長最終總會趨於平穩。
莫基爾運用歷史資料，揭示了持續成長成為新常態的原因，他指出，創新若要在一個自我生成的過程中接連不斷，我們不僅需要知道某種東西行之有效，還需要對其背後的原因進行科學解釋。在工業革命之前，科學解釋往往缺乏，使得新發現和新發明的開發變得困難。他並強調「社會對新思想持開放態度並允許變革的重要性」。
阿吉翁和豪伊特也研究持續成長背後的機制，他倆在1992年聯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來解釋「創造性破壞」，建構「熊彼得典範」（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說明持續成長背後的機制，亦即「當一種新的、更好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公司就會遭受損失。創新代表著新事物，因而具有創造性，但也具有破壞性，因為技術過時的公司會在競爭中被淘汰，不過，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有益的」。研究指出，研發投入（R&D）與經濟增長受多種因素影響，市場環境與時期不同，研發需求也會有所變化。
三位得獎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了「創造性破壞」如何引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必須以建設性的方式加以處理。否則，創新將受到現有企業和利益團體的杯葛，從而面臨被置於不利地位的風險。他們的研究顯示，經濟增長並非理所當然，唯有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後的機制，才能避免再度陷入停滯。
瑞典皇家科學院經濟學獎評審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總結指出，「三位得獎者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絕非當然，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的機制，才能避免經濟重回停滯。這些研究結合理論與實證分析，不僅揭示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也為理解全球繁榮提供理論基礎。」
在AI成為全球焦點的此時，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研究技術變革的學者，被認為時機恰到好處。不過，關於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學者的主要研究課題。自1968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的五十餘年間，已有多位學者因探討這些課題而獲獎。即使在創新與技術進步的領域，研究內生技術成長的學者也曾榮獲此殊榮。畢竟，諾貝爾獎旨在表彰於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與「改進」（improvement）方面具有卓越貢獻的人士。那麼，本屆得獎者是否實至名歸？我們先來認識三位得獎者，再作評斷。
荷蘭裔美國經濟學家莫基爾
莫基爾在1946年出生於荷蘭萊頓（Leiden）的一個猶太家庭，家人為躲避納粹大屠殺而逃至當地。父親是一位公務員，在莫基爾一歲時因癌症去世，之後他被帶到以色列海法（Haifa），由母親獨自撫養長大。
1968年，莫基爾獲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經濟學和歷史學學士學位；1972年獲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碩士學位；1974年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低地國家的工業成長與停滯，1800–1850》（Industrial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800–1850），指導教授為威廉・N・帕克（William N. Parker）、勞埃德・G・雷諾茲（Lloyd G. Reynolds）與費景漢（John C. H. Fei，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莫基爾就在耶魯大學經濟系擔任講師（1972-1973年）。1974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即至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擔任助理教授，迄今一直待在那裏，並曾指導或共同指導五十多篇博士論文，他也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艾坦伯格拉斯（Eitan Berglas）經濟學院任職。1993年起，莫基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西方世界的普林斯頓經濟史》（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系列叢書總主編；1994年至 1998年擔任《經濟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共同編輯。2002至2003年擔任經濟史學會會長。
莫基爾的專長在經濟史，主要興趣是從事歐洲經濟史研究，專攻1750至1914年間的經濟變遷。他目前的研究旨在理解歐洲社會技術進步與「有用知識」成長的經濟與知識根源，以及分析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對經濟福利的影響。
迄今，莫基爾的研究主要呈現在三方面：一是工業革命。莫基爾認為工業革命是文化與制度的共同結果。他認為，現代性的根源在於「對進步有用性的信念出現」，以及「當知識份子開始將知識視為累積性的東西，轉折點就出現了」。莫基爾進一步表示，政治碎片化（歐洲許多國家都出現過此現象）使異端思想得以蓬勃發展，一旦國家試圖壓制人民的思想與行動，企業家、創新者、理論家與異端分子會輕易遷往鄰國。這正是歐洲與中國和印度等技術先進的大型單一制帝國的區別所在。1700年的古代中國有印刷機和活字印刷術，古印度科技發展水平與歐洲相若，但工業革命只在歐洲出現，未在中國或印度發生，這是因為歐洲的政治碎片化與「思想的一體化市場」並存；歐洲知識份子以拉丁語為通用語言，「並在古典傳統與『歐洲文人共和國』的學術體系中，建立了共同的思想基礎」。
二是成長的文化。莫基爾在2016年出版的《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一書中，闡述了他對工業革命的詮釋。此書獲得諸多正面評價，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稱讚莫基爾是一位「值得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她說這本書是「一部精彩的著作，篇幅雖長但引人入勝。讀完之後，你會深刻地了解到我們是如何走到現代世界的」。
三是「對新科技的抵制」。莫基爾總結出各個社會抵制新科技的三大原因是：（1）既得利益者擔心他們的權力和經濟結構受損；（2）擔心更為廣泛的社會與政治衝突；（3）新科技往往帶來「無法預料和不可知的後果」。這三大原因往往結合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力量，利用說服力和政治力量來阻礙創新。因此，技術進步並非遵循直線、理想化的路徑展開，而是一種深刻的政治過程。
莫基爾於1996年當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11年成為計量經濟學會會員。他也在2001年當選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並於2006年獲得該院頒發的兩年一度「海尼根歷史獎」（Heineken Prize for History），又在2015年獲得「巴爾贊國際經濟史獎」（Balzan Prize for Economic History）。2025年以79歲之齡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莫基爾的夫人瑪格麗特（Margalit）是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教授，育有兩個女兒。
法國經濟學家阿吉翁
菲利普．阿吉翁於1956年在法國巴黎出生，父親是法國時裝設計師，也是法國時裝品牌Chloé的創始者，據說創造了「成衣」（prêt-à-porter）這個詞。阿吉翁的父母均來自埃及亞歷山大的猶太家庭，後來搬到巴黎的拉丁區，之後居於塞納河畔的諾伊（Neuilly-sur-Seine）。
阿吉翁就讀卡尚高等師範學院（現為巴-薩克雷高等師範學校）數學系，獲得巴黎第一大學（先賢祠-索邦大學）（Paris Panthéon-Sorbonne University）數理經濟學博士，並在1987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7年，阿吉翁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助理教授，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89年阿吉翁回法國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研究員，1990年他被任命為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副首席經濟學家。1996年阿吉翁先赴英國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 Oxford），之後轉至倫敦大學任教。2002年他返回哈佛大學，擔任羅伯特．C．瓦格納經濟學教授，一直至2015年。此後又回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任教。目前是法蘭西學院及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LSE客座教授。
阿吉翁的研究領域包括四大主題：創新、經濟增長、組織，以及契約理論。他信奉「新熊彼得主義」（Neo-Schumpeterian）。他與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創立「熊彼得成長模式」，該模式被應用於分析成長、政策的設計和國家在成長過程中的角色。他的研究成果大多呈現在他倆合著的《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8）和《成長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rowth，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09），以及他與雷切爾．葛里菲斯（Rachel Griffith）合著的《競爭與成長》（Competition and Growth，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06）三本書中。
阿吉翁是計量經濟學會與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1年他獲得尤爾約．楊松獎（Yrjö Jahnsson Prize）；2009年獲約翰．馮．諾伊曼獎；2017年擔任歐洲經濟學會會長；2018年起，他一直擔任《經濟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編輯；2019年他與豪伊特共同獲得西班牙對外銀行基金會經濟學「知識前沿獎」（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202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也關心公共事務。2016年他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任命為「衛生就業和經濟增長高級別委員會」的專家顧問；2021年，他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永續和包容性復甦與成長」高級別諮詢小組（HLAG）成員。
2010年，阿吉翁帶領一個由十多位國際專家組成的工作小組，提出了一份《阿吉翁報告》（Aghion Report）給法國高等教育部長，建議在大學中建立「平衡治理」機制，借鏡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和劍橋大學的例子，指出不應僅有單一治理模式，提議在大學設立兩個管理機構：其一為董事會，主要由外部成員組成，由董事會任命一位擁有廣泛權力的校長；其二為「學術委員會」，為真正的科學與教學提案論壇。
加拿大經濟學家豪伊特
彼得．豪伊特在1946年5月31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圭爾夫（Guelph, Ontario）。1968年取得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翌年獲得西安大略大學（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碩士，1973年在羅伯特．W．克勞爾（Robert W. Clower）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貨幣動態理論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Monetary Dynamics），獲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博士學位。
1972年起豪伊特回到加拿大，在西安大略大學任教，1977年升為副教授，1980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81年成為西安大略大學的全職教授。1995年豪伊特離開西安大略大學，到土魯斯第一大學當客座教授，1996年成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教授，2000年起至布朗大學任職至今。
自2013年起，豪伊特擔任布朗大學榮譽教授。除了大學附屬機構外，他還與加拿大多倫多的無黨派智庫C.D.豪伊研究所（C.D. Howe Institute）保持長期聯繫。自1986年開始，透過該研究所發布經濟政策報告，並於2011年至2015年擔任該研究所的駐地研究員。
1992年豪伊特加入加拿大皇家學會；1994年加入計量經濟學會。2019年，豪伊特與阿吉翁共同獲得西班牙對外銀行基金會（BBVA Foundation）頒發的「知識前沿獎」；2025年於79歲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豪伊特的研究領域包括新動態理論、貨幣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他是現代「熊彼得式」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始人之一，一直積極探索總體經濟學和貨幣理論的新基礎，並發表了大量關於加拿大貨幣政策的文章。豪伊特對新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關於熊彼得典範、創造性破壞及其定量分析的研究而聞名；其主要貢獻是創造性破壞模型與內生成長理論。
豪伊特最知名的論文，是他與阿吉翁合著、於1992年刊登在《計量經濟期刊》（Econometrica）的〈透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成長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該文於1987年投稿，歷經五年修改才正式出版。文中建構了一個以「創造性破壞」為核心的成長模型，闡述創造性破壞的運作方式：當新的、更優質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公司便會遭遇失敗。這種創新雖具備「創造性」，因為出現了某種新穎且有價值的新東西；但也具有「破壞性」，因為那些技術過時的公司，會在競爭中被淘汰，最終被取代。豪伊特與阿吉翁的成長理論框架能與現實世界中企業和產品動態的數據相連結，也為理解創新的社會與私人報酬、創新分配的影響，以及創新可能面臨的政治障礙，提供了新的視角。
經濟發展和成長理論演進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獎者，係因研究創新以及「創造性破壞」和內生技術進步有特殊成就而獲獎，是繼2018年保羅・羅默（Paul Romer）得獎七年後，再度頒給「經濟增長理論」學者，映照出「經濟增長」又受到重視。其實，自「經濟學」出現以來，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一直是主角。
我們知道，「經濟學」在1776年正式出現，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被稱為「經濟學鼻祖」，就是因為他在當年出版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 The Wealth of Nations，較熟悉的中文譯名是「國富論」，但嚴復的最先譯名「原富」較合適），而該書就在探索各國財富如何成長。史密斯發現「分工」、「市場機能」（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是重要因素。他說：「勞動分工的發展是所有國家富裕起來的原因，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則是協調與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分工並非人為「刻意」設計的，而是一種「意想之外的」社會（或互動）行為秩序，是人類宛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促成這樣的秩序，其中的核心是「交易行為」的發生。交易的順利需靠交易者遵循交易秩序或規則，由於特質的差異，不同的市場各有其規則，但行為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無論是甚麼市場、甚麼規則，行為人都必須具備一種「最起碼」的倫理────這就是「信用」。
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初期（1760至1830之間被稱為工業革命時期），隨著蒸汽機的發明與改良，一系列技術革命使勞動生產力倍增，工業蓬勃發展，於是全球生產、財富、所得暴增，人類雖跳出貧窮陷阱，卻出現「貧富不均」，而資本家被認為剝削勞工，低薪且工作環境惡劣，童工充斥，被當時文豪們渲染為「悲慘世界」。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吹起鬥爭資本家的號角，並進一步引發窮人翻身的流血「革命」，他創造了「資本主義」這個詞並予以譴責，且創造「共產主義、共產黨」以「假、惡、鬥」暴力革命方式，來毒害人類。不過，馬克思卻是個了解「技術重要性」者。機器不僅是輔助生產的工具，更定義了資本主義。企業家若想存活並提高利潤，就必須持續投資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產品。由他的書取名為「資本論」，便可顧名思義其對「資本」的重視。馬克思對技術的先驅性見解，甚至成就了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的名聲。直至今日，事實依然證明熊彼得提供了一種「最具影響力」的資本主義詮釋。不過，熊彼得只是為馬克思的理論添枝加葉，加上好記的比喻，捨棄剩餘價值說，並帶領一位新的主角上場────企業家。
馬克思只扼要的表示，資本家努力地改善產品和生產方式，熊彼得則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中，明確指出創新的五大要素：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原料供應創新與組織創新。熊彼得推崇企業家是富有創造力的「菁英」、是發明家、富有創意的人物、精力充沛的領導者、充滿鬥志、勇於開創、不墨守成規，能夠掀起「創造性破壞」的風暴，不斷翻攪資本主義，並推動其向前。熊彼得也正確認識到「信貸」的角色，並探究出唯有貨幣能「無中生有」，才能出現經濟增長。但他耗費數年卻未能寫一套全面性的信貸理論著作。熊彼得在1942年出版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種子會帶來高度的經濟富裕，也會產生一個官僚和行政人員充斥的年代，以取代使這些美夢成真的改革者和企業家，資本主義也會崩壞、成長會停止。而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似乎印證熊彼得的預言。
1936年，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創造有效需求」的觀念，作為解救經濟停滯的藥方，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也開啟「總體經濟學」的大門。而「國民所得和會計帳」在1940年代被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的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以及有「國民所得會計之父」稱呼、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察・史東（Richard Stone, 1913～1991）發展成形，加上「投入產出（I－O）表」被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梁鐵夫（Wassily Leontief, 1906～1999）編製出來，以及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主要領銜學者也都獲得諾貝爾獎）的出現，不但讓經濟學成為顯學，也成就了「實證經濟學」，而「經濟科學」也確定，經濟學的發展達到巔峰，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1911～1991）就曾發豪語：「從此經濟學家與政府之密切合作，將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永不再來。」不過，1970年代卻出現「停滯膨脹」（stagflation），即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同在之悽慘場面。
現代經濟增長沿革
當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及二次大戰之後，在顧志耐領頭下，掀起了「現代經濟增長」研究的熱潮。他於1966年出版的《現代經濟增長》（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書，即為其代表作。亞瑟・路易斯（Sir Arthur Lewis, 1915～1991，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的「無限勞動供給經濟發展路易斯模型」（Lewis Model）膾炙人口，這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經濟起飛轉捩點」模式，1961年被費景漢院士（John Fei）和阮尼斯（Gustav Ranis）修正成「阮尼斯－費模型」（Ranis–Fei model），1964年蔣碩傑院士（S. C. Tsiang）再修正為「平均儲蓄傾向大於資本產出比例和人口增長率乘積」。蔣院士還做實證研究，得到亞洲四小龍在台灣引領下，在1963年之後先後達成「經濟起飛點」（台灣1963年、韓國1966年、香港1965年、新加坡1966年），此後即「自力成長」。
另一方面，梭羅（R. M. Solow，1924～2023；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1956年提出「新古典成長模型」，將生產函數型態由「梁鐵夫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為資本、勞動間可以任意替代模式，得到「充份就業的穩定均衡成長」，之後他再加進「外生的」技術變動這個「餘數」，得到著名的「技術進步梭羅會計方法」（Solow Residual），於是「技術進步」、「研發（R&D）」乃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不過，外生技術進步卻含有「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就會停止」的結果，於是199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開始探討「內生成長」。羅默（Paul M. Romer，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於1990年10月在《政治經濟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內生的科技變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一文，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分水嶺。
羅默的「內生技術」之理論基礎是「知識具有共享性」，對於人力與科技資源所發揮出的創意與創新，需要政府在教育、訓練與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於是，原本幾乎永遠也無法與央行總裁、財政部長、甚至貿易談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學部門主管與教育部長，因科技、訓練，以及教育政策的重要性，而被各國政府視為必要且合法的核心責任，其重要性與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有效執行這些政策的難度甚至更高，特別是在知識經濟興起、電腦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無遠弗屆、AI崛起的21世紀，將更為明顯。羅默的理論糾正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侷限性，以內生技術進步解釋經濟增長，他認為投入更多創意與知識，將直接影響一國或地區經濟的長期成長。羅默的這篇劃時代論文，後來也被記者兼經濟學家大衛‧華許（David Warsh）於2006年出版的著作《知識與國富論：一個探索經濟增長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作為主角，講述成長理論和經濟學演進的故事。
本屆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一步將熊彼得的創新與創造性破壞，以及羅默的內生技術進步加以數理化與歷史化，實現出經濟的持續成長。經濟史學家莫基爾研究經濟增長如何透過一系列關鍵措施得以持續，這些先決條件在工業革命之前並不存在，但自那時起就已存在，至關重要的是「科學如何和技術相互作用」，亦即實踐中的經濟生產和社會歡迎技術變革，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工業革命。阿吉翁與豪伊特特別受到現代持續經濟增長的啟發，而成長過程整體上具有多大的「破壞性」。他倆發展出一種透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成長的理論，描述了創新與「業務竊取/汰舊換新」的過程，以及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率正是由此決定。他們繼承並深化了熊彼得在1910年代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概念，轉化為嚴謹的數學框架，在1992年刊登在《計量經濟期刊》（Econometrica）的〈透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成長的模型〉這篇論文中呈現出來。此模型闡述了創造性破壞的運作方式：當一種新的、更優質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公司就會遭遇失敗，這種創新具創造性也具破壞性。這個數學框架使成長理論能與現實世界中企業和產品動態的數據緊密聯繫，也對創新的社會回報與私人回報、創新的分配影響，以及創新的潛在政治障礙提供了新見解。
總之，本年三位得獎者的研究揭示了透過技術變革實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由創新力量推動的成長，在個體經濟層面上具顛覆性，但仍與持續的整體成長一致。他們亦詳細研究了「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以及科學與應用技術之間的反饋，並展示其如何幫助我們擺脫收益遞減的命運，並導致持續的經濟增長。在經濟增長理論上雖無「發現」與「發明」，卻有「改善」的貢獻，得獎可謂「實至名歸」。
最後，個人還是得重覆2018年評述羅默獲獎文的結語：「羅默所帶動的新成長理論或知識經濟學，係基於高科技的帶動，由而創新的的日新月異讓報酬似乎遞增，人類的生活也好似越來越富足。可是，全球『赤貧』問題仍未解決，甚至連先進國家中都出現明顯的Ｍ型社會現象，中產所得階級流向低層者眾，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動連綿不絕且日益加劇，恐怕都是這種失衡成長的後遺症。人啊！何不勇敢承認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財富之富足，卻足以摧毀無形而珍貴的心靈價值。同時，地球的能源正快速耗竭。那麼，不是如大衛・華許在《知識與國富論：一個探索經濟增長的故事》一書中最後所說的，應該是到了喚回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或『倫理道德』中的人性或人道的時候了嗎？」
十七年後的今天，AI時代，這番話是否更顯真切？#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 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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